赏析：

《与陈伯之书》是一篇优美的骈体书信，系丘迟晚年之作。丘迟今存文章十三篇（见严可均辑的《全梁文》），诗十一首（见逯钦立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明人张溥认为，使丘迟能在文学史上站得住，“其最有声者，与陈将军伯之一书耳”（《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

一封书信产生了明显的政治作用，招降了八千叛军，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其中复杂的历史因素，有待于认真探讨。但是，它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似乎可以从“尽言”和“尽情”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丘迟的同辈人刘勰（与迟同游于萧宏之门），在《文心雕龙·书记》篇里，对自汉以来的书札作了理论分析。他举出其中的优秀作品，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东方朔的《难公孙宏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扬雄的《答刘歆书》，虽然风采各异，但都具有感情充沛、气魄雄伟的特点。刘勰十分强调这些名家在书简写作上能自出机杼，灌注情感（“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刘勰进而总结书札“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如何“散郁陶”呢？应该文字畅达，发抒情性，曲尽心声（“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

“尽言”和“尽情”是互为依存的，以理服人，以势导人，离不开以情动人。而以情动人，总是有待于透彻的说理和敏锐的时势分析。应该说，在这个水平上看《与陈伯之书》，总是会有教益的。

从“尽言”来说，作者丘迟如仅以老朋友身分率直地向陈伯之进忠告，显然也是可行的，但必须审时度势，洞察隐情，打开对方的心扉。应该注意到，写这封信的时候（梁武帝天监五年[506]三月），形势有微妙的变化。前一个月，陈伯之打败了南方名将昌义之而威震江淮，而本月份北魏咸阳王元禧的儿子元翼等三贵胄投奔梁朝，使集结洛口的北伐军平添声色。此时此刻，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显示了重要意义，如何将“劝降书”写得得体，能打动对方，的确是不容易的。

信是从肯定陈伯之的才干写起的。“勇冠三军”，“慕鸿鹄以高翔”等词色很重的奖借话头，不能看成虚美，是为“昔因机变化”作铺垫的。丘迟充分肯定了陈伯之四年以前随梁武帝萧衍引兵进围建康，消灭南齐东昏侯暴虐统治之举。但是，细按史书，陈伯之当年的起义是颇为犹豫的，说穿了，他是萧衍逼降的（逼降的经过，具详《通鉴·中兴元年（公元501年）》）。然而，参与讨伐东昏侯，毕竟是陈伯之政治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页。没有对这一页的充分肯定，就树立不起陈伯之重新归义的信心与决心。然而，揄扬之笔也不能突兀生硬，总得有前因倚托。因此，“勇冠三军”云云虽稍嫌过誉，但把它放在“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这一段有滋有味的回顾之前，就特别中听，显得顺理成章。写到这里，再将过去的明智、显赫，与今日“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的卑怯加以对比，真使人愧煞，悔煞，难以自容。过去的评笺家，只从章法上着眼，认为这是一种“擒纵之法”，实质上这更是在“尽言”，是“言以散郁陶”，是对老朋友肝肠内热的开导，给老朋友解思想疙瘩。

信的第二段先是分析陈伯之失误的原委。“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针对陈伯之多疑的性格弱点，这一段剖析事理很细，很有层次。

陈伯之是一个“目不知书”、草莽起家的乱世英雄，在扰攘的齐梁之际，他发迹了。公元494年，他还是平西将军王广之军前的部将，过了四年就独当一面，升任冠军将军、骠骑司马，在淝口一带与北魏抗衡。再过一年即被东昏侯大用，为江州刺史都督前锋诸军事，据寻阳以拒梁武（萧衍），而寻阳则是齐朝西面的重镇。在齐、梁建康决战之际，他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了。当萧衍逼降他的时候，他“犹怀两端”，直到萧衍大军压境，他才杀了新蔡太守席谦“束甲请罪”。而他作了萧衍的江州刺史不到一年，就由“自疑”而投奔北魏去了。这个“自疑”是陈伯之性格中最突出之点，也是他反复无常的内在原因。政局急剧动荡，使军阀们最重视保存实力，计较眼前利害，陈伯之的反复与此有直接关系。丘迟紧紧抓住陈伯之“自疑”的性格特点，“抑扬乎寸心”，解陈伯之的思想疙瘩，可谓深中肯綮。天监元年（502），陈伯之“沉迷猖獗”，叛梁降魏，第一位的原因至少是“不能内审诸己”（自己没有主见），同时也不能忽视“流言”的蛊惑作用。对于朋友的这个严重的历史问题，如有意回避，则进言就不真诚，对方必难以置信；如过于追究个人责任，这个“草莽英雄”也会产生对立情绪，听不进忠告。只有这样设身处地、推心置腹的分辨是非，才显得出老朋友之间“肝胆相照”的友谊。关于陈伯之的“沉迷猖獗”，《梁书·陈伯之传》的记载是清楚的：彼时有个野心分子褚{緭}，在建康钻谋不到好职位，看到“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有自疑意”，于是就跑到江州撺掇陈伯之。而陈的亲信邓缮、戴永忠“并乘伯之愚{闇}，恣行奸险”。而恰在这时，注目江州的梁武帝萧衍，又派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从京城到江州“私戒伯之”（《通鉴》），并委派替换邓缮的人，于是矛盾激化了，陈伯之在一群策反者的包围下，作出了投降北魏的决定。丘迟在这桩历史公案面前是非清楚，诘责极有分寸。信中持论如此正，陈义如此高，自会令人心折。然而，丘迟的“尽言”尚不止此，他要把陈伯之疑惧的根子挖出来。信的第二段接着极论梁朝宽大政策，远引历史着名事例，近举陈伯之切身私事，反复设譬，层层论证，就是这个用意。对比刘秀、曹操不念旧恶，“将军无昔人（朱鲔、张绣）之罪，而勋（指讨东昏侯）重于当世”，就很有说服力；引证《易经》上“不远而复”的话，强调“迷途知返”，就有理论根据。真心话自与真感情相伴而至，丘迟语重心长地告诉陈伯之，“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陈伯之牵肠挂肚的事释然于心，自会相信“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是真的。这样理惬情真的劝说，对方不能不动心，不能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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