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水涨得急，官道两旁的柳色却还未完全翻青。三人自庆南一路北上，行了十余日，越走越觉得路上的风不再像南边那样软，带着硬刺，吹得人骨缝发凉。

宁远把马缰在掌心里绕了一圈，目光从远处城影上掠过。京城的轮廓像一把刀，刀背厚，刀刃亮，越近越觉压迫。她不止一次进过城，却从未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身份里来。那刀刃上沾着的不是血，是规矩，是权势，是一层层看不见的网。

行止在前头赶车，车后搭着帆布，帆布下是两口药箱和一只不起眼的木箱。燕知予披着灰僧衣，脸上不施粉黛，眉目收得很淡，像随行护卫，却又不像寻常的护卫——那份从寺里带出来的沉静，反而更惹人多看两眼。

北上的路上，他们几乎不在驿站久留。宁远曾试着在一处小镇歇半日，换点干粮与盐，才坐下，隔壁桌便有人把茶盏碰得叮当响，像是无意，又像是故意提醒她：有人在数你们的脚步。她与行止对视一眼，两人不动声色地结账起身，燕知予抱着药箱在门口回头念了一句“施主保重”，那人脸色一变，竟急忙低头避开。

夜里扎营时，三人也把东西重新分过。燕知予把僧衣摊在火光旁，一针一线地缝夹层，针脚细得像蚕吐丝。宁远在旁边磨一把短刀，刀刃贴着磨石，发出细细的哧声。行止则用炭笔在纸上画城门、画卡哨，画到某一处时，他忽然停笔，把那处线条涂黑：“这里有‘二验’，先验文，后验人。若遇到太监，先给他看荐书，别先亮东厂的。太监多疑，疑得越久，越容易出事。”

“若遇到东厂番子先来问？”宁远问。

行止把炭笔折断一截：“就把文书递过去。你越怕，他越要搜；你越像他的人，他越懒得惹麻烦。”

燕知予抬眼，火光映在她眸子里，像两点不动的星：“可懒得惹麻烦的人，也最爱把麻烦推给别人。门口推你进去，里头再有人来接，就不是你能选的。”

那句话说得平淡，却把宁远的心压得更实。她想起庆南城里那一场又一场夜逃——那时他们在巷里奔，在屋脊上跳，脚下还有路可选。京城不同，京城的路，往往是别人给你铺好的。

“外城门，不难。”燕知予低声道，“戏班名帖能过外城。可要进内城，要么司礼监牌，要么东厂牒。那两样，门口小鬼都认得。”

宁远点头。她记得细纲里那句：戏班名帖可入外城，但内城需“司礼监牌”或“东厂牒”。他们手里有戏班名帖，是此前一路上借来的掩护；真正要命的，是第二道门。

“寺里的荐书呢？”行止没回头，只把车辕往右一拨，避开一滩泥水。

燕知予从怀里摸出一封封得严实的信。蜡封上印着个很朴素的“静”字，出自某处老寺的方丈印信。她递给宁远看了一眼，便又收回去，指尖不着痕迹地按了按封口：“名义是入京为太后祈福诵经，随行护卫。荐书是真，人也真——我确与那位方丈有旧。可京里真假混着走，才是最难。”

宁远把荐书还给她，心里却沉了一下。真与假若都掺在一处，一旦被挑出来那一丝假，就会把整盆水都染黑。

“所以我们还要一张东厂的。”行止终于开口，语气像在说一件寻常的事，“我做了押解文书。”

宁远看向他。他侧脸被风削得更利，眼底却仍有那份惯常的冷静。行止从车座旁取出一卷纸，纸上写着押解缘由、押解人名、到京交割处所，笔画学得极像东厂文书的肃杀，连印泥的色泽都仿得八九不离十。

可他偏偏在一处留了瑕疵——署名处的一个偏旁少了一横，像是匆忙之下的失手，又像某个旧日书吏的习惯。宁远盯着那一横，看得心里发紧：“你是故意的？”

“故意。”行止把文书卷好，塞进贴身的夹层里，“若真到了要反咬的时候，‘瑕’就是证。有人会说我伪造，也有人会说东厂自己出了内鬼。两种说法，都能撕开一条缝。”

燕知予微微皱眉：“你留瑕，门口的人也许一眼就看出来。”

行止淡淡道：“门口的人看不出来。真正能看出来的，未必在门口。他们若要挑刺，会挑更干净的刺。留瑕，是为了让他们挑刺时，挑到我想让他们挑到的地方。”

宁远听懂了。他把危险提前摆在桌上，把主动权抢回来。可这主动权，也要用命去换。

离京城越近，路边的巡检越多。税关、卡哨、驿站口，几乎每隔十几里就有一处。东厂的人混在其中，有的戴着差役的帽，有的穿着行旅的衣，目光却像鱼钩，专钩人的缝隙。

这一路上他们换了两次车，换了三次马，戏班的名帖也换了行头。越接近京城，越不能像在地方那样靠胆气行事。京里不是刀口舔血，而是刀背压喉，你连喊一声都费力。

出发前一夜，宁远把木偶掏出来，对着灯火拆开腹板。残印包在油纸里，油纸边缘已被汗浸出淡淡的潮痕。她盯着那枚残缺的“帅”字，忽然想起许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印信时的感觉——那时她只觉得它冷，冷得像把人从骨头里剜开。如今她再摸到它，只觉得它重，重得像背着一个旧朝的影子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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