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阳奉阴违：以“致仕”名义剥夺实权却保留待遇

仇士良在权力的末期，面临着来自各方势力的压力。宣宗即位后，对宦官集团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仇士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一定的生活待遇，采用了阳奉阴违的手段。

他表面上接受了“致仕”的决定，退出了权力的核心舞台。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放下权力。他通过与自己在宦官集团中的亲信保持联系，试图在幕后继续对朝廷事务施加影响。他保留了自己的待遇，享受着宦官集团积累的财富。这种阳奉阴违的手段，反映了仇士良在权力斗争中的狡猾和阴险，他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多年来通过血腥手段获取的权力和利益。

（二）经济殖民

1. 创设“功德使”职位：大肆侵占佛寺道观资产转化为宦官私产

仇士良在经济领域也有着恶劣的表现。他创设了“功德使”这一职位，表面上是为了管理宗教事务，但实际上却是为了侵占佛寺道观的资产。

在唐代，佛寺道观拥有大量的土地、房产和财富。仇士良利用“功德使”的权力，以各种名义将佛寺道观的资产据为己有。他将佛寺道观的田产收归己有，然后出租给农民，收取高额的租金。同时，他还抢夺佛寺道观的房产，将其改造成自己的府邸或者用于出租。通过这种方式，仇士良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使得宦官集团在经济上也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经济的不平衡。

2. 盐铁专卖特权：通过盐池管理控制帝国命脉资源

盐铁专卖在唐代是国家重要的经济政策，盐池管理更是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民生稳定。仇士良利用宦官集团的权力，插手盐铁专卖事务，特别是盐池管理。

他通过贿赂皇帝身边的近臣和官员，获得了盐池管理的特权。他对盐池进行掠夺式的开发，提高盐税，压低盐工的工资。他将盐的生产和销售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通过垄断经营获取暴利。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也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活。由于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盐价的上涨使得百姓的生活成本增加，百姓们对宦官集团的怨恨也日益加深。

3. 庄园经济扩张：占有关中地区万亩膏腴之地

仇士良还在关中地区大肆扩张庄园经济。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强占百姓的土地，将大量肥沃的耕地纳入自己的庄园之中。

这些庄园成为仇士良及其宦官集团的经济来源之一。他们在庄园里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雇佣大量的劳动力，将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用于自己的消费或者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仇士良的庄园经济扩张，使得关中地区的土地兼并现象更加严重，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或者流民。这不仅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秩序，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四、权力解构：专制宿命的必然覆灭

（一）帝王反扑

1. 宣宗继位契机（846年）：利用宦官内部权力更替窗口期

宣宗继位成为仇士良命运的转折点。846年，唐武宗驾崩，宦官集团内部面临着权力重新分配的局面。宣宗在这种情况下继位，他利用了宦官内部权力更替的窗口期。

宣宗在即位之前，长期受到宦官集团的压制，对宦官集团充满了怨恨。他即位后，开始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对宦官集团进行反击。宦官集团内部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权力斗争，宣宗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矛盾，分化宦官集团的势力。他暗中支持一些与仇士良有矛盾的宦官，逐渐削弱了仇士良在宦官集团中的影响力。

2. 太阿倒持：宣宗通过宦官仇公武等人反制仇士良集团

宣宗在反击仇士良的过程中，通过宦官仇公武等人实现了对仇士良集团的反制。仇公武虽然是宦官，但他与仇士良存在着权力竞争关系。

宣宗利用仇公武对他的忠诚，给予他一定的权力和信任。仇公武则利用自己在宦官集团中的地位，开始对仇士良集团进行渗透和分化。他拉拢了仇士良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向他们许以好处，让他们背叛仇士良。同时，仇公武还向宣宗提供仇士良集团的情报，使得宣宗能够更好地掌握仇士良集团的动向。在这种内外夹击的情况下，仇士良集团的势力逐渐瓦解。

3. 阳奉阴违：以“致仕”名义剥夺实权却保留待遇

仇士良在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时，试图采用阳奉阴违的手段来保住自己的利益。他向宣宗提出“致仕”的请求，表面上是退位让贤，但实际上他并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权力。

然而，宣宗并没有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表面上同意了仇士良“致仕”的请求，给予他一定的待遇，但实际上已经切断了仇士良与实权的联系。仇士良被迫离开权力中心，他的亲信们也在宣宗的打压下纷纷失势。仇士良最终在失去了权力和威望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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