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且说陈废后巫盅一案，本来不至株连多人，因有侍御史张汤参入治狱，主张严酷，所以锻炼周纳，连坐至三百余名。

张汤是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人。他的父亲曾任长安丞，有一次父亲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老鼠在堂下处以磔刑。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官为长安吏，任职了很久。

周阳侯田胜在任职九卿时，曾因罪被拘押在长安。张汤一心帮助他。他在释放后被封为侯，与张汤交情极深，引见张汤遍见各位贵族。张汤担任给事内史，为宁成掾，因为办事无误，又被推荐给丞相，调任为茂陵尉，在陵中处理事务。

当时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征召张汤为丞相史，又将其推荐给汉武帝，汉武帝让其补任为御史（《汉书》作侍御史），令他处理诉讼。在处理陈皇后巫蛊的案件时，他深入追查其党羽。因此，汉武帝认为他很能干，晋升他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同制定各种律令，务必依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的官吏尤为严格。不久，赵禹迁升为中尉，调任为少府，而张汤也升为廷尉，两人关系密切，张汤象对兄长一样对待赵禹。赵禹为人廉洁孤傲，自从任官以来，舍第中从未有食客。公卿相继邀请赵禹，赵禹却从不回报，其用心在于杜绝知交、亲友及宾客的邀请，以便坚持自己的主张。他收到法律判决文书都予以通过，也不复查，以便掌握官属们过错。张汤为人多狡诈，玩弄智谋驾驭他人。开始时担任小吏，虚情假意地与长安的宫商大贾田甲、鱼翁叔等人关系密切。及至官达九卿的职位，收纳和交结全国各地的知名士大夫，自己心中虽然并不赞许对方，然而表面上仍表现出敬慕之情。

当时汉武帝刘彻偏爱有文才学问的人，张汤断决大的案件，欲图附会古人之义，于是请求以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的人补任延尉史，以解决法令中的疑难之事。上奏的疑难案件，一定预先为汉武帝区别断案的原委，汉武帝肯定的，便着为谳决法，作为延尉断案的法律依据，以显示汉武帝的英明。奏事受到斥责，张汤便向汉武帝拜谢，他还揣摩汉武帝刘彻的意图，引证廷尉正、监、掾史的正确言论，说：“他们本来曾为臣提出来建议，如果圣上责备臣，认为臣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臣下愚昧，只及于此。”

春秋一学要属董仲舒最为深学，汉武帝即位的时候，让董仲舒出任江都王刘非之相。汉武帝建元6年（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嫉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汉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来又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江都王相之职却被罢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干起了老本行，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公羊春秋》。

而张汤因为洞察汉武帝心意，因此错误常被原谅、有时向汉武帝奏事，受到称赞，张汤便说：“臣下并不懂得这样向陛下进奏，而是某个廷尉正、监或掾史写的奏章。”他欲推荐某人，常常这样表扬此人的优点，遮掩缺点。他断决的罪犯，若是汉武帝欲图加罪，他便让廷尉监或掾史穷治其罪；若是汉武帝意欲宽免其罪，他便要廷尉或掾史减轻其罪状。所断决的罪犯，若是豪强，定要运用法令予以诋毁治罪。若是贫弱的下等平民，则当即向汉武帝口头报告。虽然仍用法令条文治罪，汉武帝的裁决，却往往如张汤所说。张汤对于高官，非常小心谨慎，常送给他们的宾客酒饭食物。

对于旧友的子弟，不论为官的，还是贫穷的，照顾的尤其周到。拜见各位公卿大师，更是不避寒暑。因此，张汤虽然用法严峻深刻不公正，却由于他的这种作法获得了很好的声誉。而那些严酷的官吏象爪牙一样为他所用者，也依附于有文才学问的人。丞相公孙弘多次称赞他的优点。

先是菑川人公孙弘，与董仲舒当时在建元六年同时被征，选为博士。汉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汉武帝的心意，汉武帝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公孙弘因此称病，被免官后依旧回到家乡。

公孙弘赋闲在家的数年内，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因威胁到贵族的利益而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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