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汉武帝刘彻又多次下诏要求郡国举荐贤良文学之士。

在元光五年（前130年）八月的举贤诏下发之后，菑川国再一次推荐公孙弘赴京，公孙弘推辞说：“我曾经西入函谷关应天子之命，因为无才能而被罢官回家。希望大家推选别人吧！”因为公孙弘学习《公羊》在郡国已小有名声，又曾恭谦谨慎的孝顺后母，在后母去世后更为之守孝三年。

故而菑川国国人一意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只好再次入京。（《汉书·武帝纪》言元光元年五月公孙弘出”）

公孙弘来到长安后，在太常官所待命。武帝向众贤良发下制书策问天人之道。

公孙弘在对策中强调天子须身正，为百姓树立信义。并提出“凭才干任官职，不听无用的意见，不制造无用的器物，不夺民时妨碍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犯罪者受到相应惩罚，贤良者得到相应奖赏”这八条治理百姓的根本方法。又以“和”解释上古治世，言“仁”、“义”、“礼”、“智”为治国之道不可废弛。最后以应“顺应天道”才是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则作为对策结尾。

太常遍阅一百余位贤良的对策之后，认为公孙弘的对策平平，无甚新意，便在向武帝上奏众贤良对策成绩时将公孙弘列为下等。疏文呈上，武帝看过之后却将公孙弘之文提升为第一，并诏公孙弘入见。武帝见公孙弘虽年迈却一表人才，便再一次拜公孙弘为博士。令其在金马门待诏。

待诏金马门后，公孙弘自动向武帝上疏，言当朝因“吏邪”而至“民薄”，又使“邪吏”行“政弊”、用“倦令”治“薄民”，以致百姓不得教化，故而天子虽在先圣的位置却不如先圣时期的治世。并盛赞周公旦辅佐成王治化之功，而周公时期的治世也是当今天子的志向所在。

汉武帝看后作册书，于是问公孙弘道：“先生您称颂周公之治，您觉得自己的才能比之周公谁更为优秀呢？”

公孙弘回答说：“我见识浅薄，才能岂敢与周公相比！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行治世之道是可以达到先圣时期的大治的。虎豹马牛，都是禽兽中不容易制服的，然而待到它们被驯服，却可以对人唯命是从。我听说匠人烘曲直木不过需要数日时间，销熔金石亦只有数月，而人对于利害好恶的认知，又岂是禽兽木石所能比的？教化经年才有变化，我私下认为还是有点慢了。”汉武帝听后为公孙弘所说的话感到诧异。

自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以来，凿山开道一千余里，发巴、蜀、广三地戍卒数万人转运粮饷，二年后，花费巨万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没有修成，而往来间死亡的戍卒却为数不少。

而西南夷又数次举兵反汉，巴蜀之地困苦，汉武帝为此深感忧患。不久，公孙弘便被派遣至西南夷视察。公孙弘回朝后极力反对通西南夷之策，称此举对汉朝没有益处。而汉武帝刘彻却并不认同。

每次朝会发起议论，公孙弘都让汉武帝刘彻自己做抉择，从不驳斥争论。于是，汉武帝刘彻暗自观察公孙弘，发现其品行敦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吏事，又能以儒术缘饰文法，汉武帝因此非常高兴。元光六年（前134年），即擢升公孙弘为左内史，治理京畿。

公孙弘见张汤方得汉武帝之宠信任用，于是屡次前往拜访，与通声气。又因主爵都尉汲黯，为汉武帝所敬礼，亦特意与其结交。

汲黯籍隶濮阳，他的祖先曾受古卫国国君恩宠。到他已是第七代，代代都在朝中荣任卿、大夫之职。靠父亲保举，汉景帝时汲黯当了太子洗马，因为人严正而被人敬畏。汉景帝死后，太子刘彻继位，任命他做谒者之官。

东越的闽越人和瓯越人发生攻战，汉武帝刘彻派遣汲黯前往视察。他未到达东越，行至吴县便折返而归，禀报说：“东越人相攻，是当地民俗本来就如此好斗，不值得烦劳天子的使臣去过问。”

河内郡发生了火灾，绵延烧及一千余户人家，汉武帝刘彻又派汲黯去视察。他回来报告说：“那里普通人家不慎失火，由于住房密集，火势便蔓延开去，不必多忧。我路过河南郡时，眼见当地贫民饱受水旱灾害之苦，灾民多达万余家，有的竟至于父子相食，我就趁便凭所持的符节，下令发放了河南郡官仓的储粮，赈济当地灾民。现在我请求缴还符节，承受假传圣旨的罪责。”

汉武帝刘彻听后，认为汲黯为人贤良，于是免他无罪，调任为荥阳县令。汲黯认为当县令耻辱，便称病辞官还乡。汉武帝刘彻闻讯，召汲黯回朝任中大夫。由于屡次向汉武帝刘彻直言力谏，他仍不得久留朝中，被外放当了东海郡太守。

汲黯崇尚道家学说，治理官府和处理民事，喜好清静少事，把事情都交付自己挑选的得力郡丞和书吏去办。他治理郡务，不过是督查下属按大原则行事罢了，并不苛求小节。他体弱多病，经常躺在卧室内休息不出门。一年多的时间，东海郡便十分清明太平，人们都称赞他。汉武帝得知后，召汲黯回京任主爵都尉，比照九卿的待遇。他为政力求无为而治，弘其大要而不拘守法令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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