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晋成帝司马衍即位以后，西北两方的僭国，除前后赵之兴亡，并见前文外，尚有成、代二国，先后代嬗，也经过许多沿革，应该大略表明。

成汉开国皇帝李雄，据有巴蜀，却安享了二三十年，彼时中原大乱，晋代播荡，势不能顾及西隅，就是前后两赵，也只管寇扰两河，无暇西略。

李雄既将巴蜀之地占据，已是心满意足。在境内大赦，死刑以下的罪犯都被赦免，任命李寿兼任宁州刺史。又设置南广郡，任命兴古太守、朱提人李播为南广太守。

李雄虚心待人、喜爱贤才，依据人才的能力授予相应官职；他命令太傅李骧在境内安抚百姓，派李凤等人在境外招抚怀柔；刑法与政令宽松简约，监狱中没有长期滞留的囚犯；并兴办学校，设置史官。

成汉向百姓征收赋税，成年男子每年缴纳三斛谷物，成年女子缴纳男子的一半，患病者再缴纳女子的一半。每户缴纳的绢不超过几丈，绵不超过几两。官府事务较少，徭役也很稀少，百姓大多富裕充实，新归附的人都能享受免除赋税徭役的优待。

当时天下陷入大乱，唯独蜀地平安无事，粮食连年丰收，甚至达到了大门不用关闭、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的太平景象。汉嘉夷王冲归、朱提人审炤、建宁人爨畺都归附了成汉主李雄。

但是从军事管理体系来说，成汉国也表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史载其国“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伍。其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故纲纪莫称” 。朝无威仪，官无禄秩，君子小人，服章无别，免不得品流猥杂，贤否混淆，又因舍子立侄，致启后来的争端，当时说他贻谋不臧，酿成祸患，其实也是国运使然，不能专责李雄。

李雄曾经立妻子任氏为皇后，任氏无子，惟有妾子十余人，他因长兄荡，战死成都。而李荡之子李班性颇仁孝，且又好学，遂命立为太子。

李雄叔父太傅李骧，与司徒王达进谏道：“先王确立嫡长子，是为了明确名分、防止篡权叛逆，这件事实在不能不慎重啊。吴王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弟弟，因此发生了专诸行刺的祸患；宋襄公不立与夷而立穆公，最终发生了宋督作乱的变故。侄子再亲，难道能比得上亲生儿子吗！深切希望陛下考虑这件事。”

宋宣不立与夷，独立穆公，终致华督弑主。此事见（春秋左传）。

李雄叹道：“我从前起兵据蜀，不过举手赤手保护自己，本来不奢望帝王的功业。正赶上天下大乱，晋朝政权动荡，众人怀着情义奋起，立志拯救处于困境中的百姓，然而各位却推举逼迫我，让我居于王公之上。我们的基业，功劳出自先帝。我兄长是嫡长子，是皇位理应归属的人，他品德高尚、明智通达，几乎是上天所赋予的。大业即将成功时，他却在战场上去世，我常常为他哀悼。况且李班性情仁爱孝顺，爱好学习且早年有成，一定能承担起重大责任。孙权割据江东，孙策奠定了基础，可孙策的儿子只封了侯爵，《三国志》对这件事感到羞耻。鲁宣公舍弃儿子而立弟弟，君子认为他有知人之明。我想弥补《三国志》所记载的那种遗憾，以继承鲁宣公的美德。我志已定，毋庸多言。”

语亦近理。李骧知难再谏，退朝流涕道：“乱从此起了。”

这个时候，晋朝廷的凉州牧张骏，派遣使者来到蜀地，劝李雄自去帝号，向晋朝廷称藩。

李雄复称：“晋室陵夷，德声不振，所以称长西方，盖欲远尊楚汉，推崇义帝，见汉史。雄借以比晋。却是《春秋》大义。假使晋出明主，我亦相从，引领东望，非自今始了。”一派滑头话。

张骏还道以为李雄语出真诚，很加敬服，自是聘问不绝。既而张骏为赵兵所逼，不得已向后赵称臣。及赵国有内乱，复欲通表建康，因遣使向成汉国借道，李雄不肯许。

张骏又使治中从事张淳，向蜀地称臣做藩属，借口请求借假道。李雄自然高兴。

而张淳趁着李雄对南氐杨初心怀不满，就劝李雄说：“南氐行为失当，屡次成为边境的祸害，应当先讨伐百顷，再平定上邽，两国联合势力，席卷三秦地区，向东肃清许、洛，扫除燕、赵的战乱，从平阳夺回怀、愍二帝的灵柩，把皇帝的车驾迎回洛邑，这是英雄霸主的举动，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我的君主之所以派遣我冒着危险前来表达诚意，不远万里而来，是因为陛下的道义名声远扬，一定能怜悯我的君主为王室尽力的志向。天下的善行是一致的，希望陛下好好考虑这件事。”

李雄心中发怒，假意答应了他，却暗中派心腹之人假扮强盗，准备在东峡，等到张淳经过，就把推入江中害死。

可巧，有蜀人桥赞，侦察得知消息，潜往报告张淳。

张淳于是使人去转告给李雄道：“寡君派臣行走在荒无人迹的地方，穿越各蛮族地区，不远万里向建康表达诚意，实在是因为陛下赞赏崇尚忠义，怜悯尽力国事的臣子，能够成就别人的美好节操的缘故。如果想要杀我，应当把我在都市公开处死，向众人展示，说凉州不忘旧日的恩德，派使者与琅邪王联系，为了表达忠诚，向我国借道，君主圣明、臣子贤能，发觉后把他杀了。这样一来，道义的名声就能远扬，天下人都会畏惧陛下的威严。如今派强盗在江中杀了我，刑罚不能公开显示，怎么能够宣扬美好的功业，昭示天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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