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一片寂静。窗外的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洒进来，光影在地板上晃动，像是时光的碎片。

“看看日记吧。”傅愽文轻声说，“爷爷自己写的，应该最真实。”

叔叔傅建军小心地翻开那本“阵中日记”，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读：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晴。今日抵达辽县（今左权县），所见皆焦土。日军扫荡过后，村庄尽毁，百姓流离。遇一老妪于废墟中刨食，其子皆死于寇手，泪已流干。我部奉命在此建立根据地，然兵力仅三百余，枪械半数残缺，弹药人均不足十发。同志中有悲观者，余召之曰：日寇虽强，吾等有太行山为屏，百姓为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日记的笔迹刚劲有力，用的是繁体字，夹杂着一些军事术语。随着叔叔的朗读，一个完全陌生的爷爷的形象，渐渐在家人面前浮现出来——

那不是沉默寡言的老人，而是一个在战火中写下“倭寇不灭，何以家为”的年轻军官；不是只会种地的农民，而是能在军事地图前分析敌我态势、制定作战方案的指挥员；不是平凡无奇的退伍兵，而是曾在1938年冬天，带领不足两个连的兵力，在太行山鹰嘴崖阻击日军一个大队长达三天三夜，为主力部队转移赢得宝贵时间的英雄连长。

日记一页页翻过，抗战的艰苦岁月扑面而来：

“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大雪。断粮第三日，炊事班长老周寻得些许冻僵的野鼠，煮了一锅汤。战士小陈将分得的一块肉让与伤员，自己饮雪水充饥。余见之，心酸难忍，然强作笑颜曰：待胜利日，余请诸君吃北平烤鸭，管饱……”

“二十八年四月三日，阴。接上级命令，袭扰正太铁路日军运输线。一排长李大有请战，其新婚三日即归队，妻送行至村口，赠鞋一双，鞋底绣‘平安’二字。夜袭成功，炸毁铁轨十余丈，然大有为掩护战友撤退，身中三弹，牺牲前紧握余手，嘱托将其积蓄（大洋五元）交与其妻，并言‘对不起’。余泪与血混，恨不能多杀倭寇……”

“二十九年八月，大旱。根据地粮荒，百姓以树皮草根为食。余令部队每日口粮减半，省下粮食分与妇孺。有战士饿晕于训练场，醒后第一句话问：‘今日可需行军？’百姓闻之，自发凑粮送至营部，老少跪求我军收下。军民鱼水，莫过于此。余暗誓：必驱日寇，还百姓太平！”

读到这里，叔叔的声音哽咽了，姑姑早已泪流满面，傅愽文的母亲悄悄递过纸巾。父亲傅建国低着头，双手握拳放在膝盖上，指节发白。

“还有这些信。”傅愽文解开那捆信札的麻绳。

信件大部分是爷爷的战友写来的，时间跨度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的寄自北京，有的来自广州，有的甚至是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寄来的。信中的称呼五花八门：“老连长”、“水恒同志”、“傅团长”、“老领导”……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历经战火淬炼的深厚情谊。

其中一封信特别厚，是1985年寄来的，署名“您的老部下赵德柱”。信纸上字迹歪斜，显然写信人年事已高或身体不便：

“老连长，见字如面。一别四十年矣，每念及太行岁月，常夜不能寐。近日体检，查出肺癌晚期，时日无多。思前想后，有些话再不说，就带进棺材了……那年鹰嘴崖阻击战，您让我带一个班绕后炸鬼子炮兵阵地，其实我吓坏了，腿都在抖。是您拍了拍我的肩，说‘柱子，我相信你’。就这一句话，我硬是带着弟兄们摸到了鬼子眼皮底下，成功引爆了炸药包……后来我负伤，您亲自把我背下火线，一路上鬼子子弹嗖嗖地过，您愣是没松手。医生说再晚半小时，我就没救了……这份救命之恩，我记了一辈子。知道您不愿提当年事，但老连长，您和牺牲的弟兄们，不该被遗忘啊……”

信的末尾，赵德柱写道：“听说现在县里要修抗战纪念馆，我托人递了材料，把咱们连的事迹报上去了。不管他们信不信，我总得让后人知道，在鹰嘴崖上，有一群中国军人，用血肉挡住了鬼子三天三夜。”

傅建国忽然站起来，走到里屋，几分钟后拿着一个相框出来。那是爷爷晚年唯一愿意照的一张相，穿着朴素的中山装，坐在藤椅上，表情平和。傅建国拆开相框背板，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

那是一张已经泛黄、边缘碎裂的委任状，上面写着：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命令：兹任命傅水恒同志为第129师独立团团长，此令。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七日。”

“这……”叔叔傅建军接过委任状，手在颤抖，“爸是八路军的团长？那为什么后来……”

“看看这个。”傅愽文从箱子底部又摸出一个油纸包，层层打开后，是一份1946年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复员军人登记表》。在“原部队及职务”一栏，填的是“129师某部上等兵”；在“复员原因”一栏，写着“负伤致残，不宜继续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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