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张表的背面，用极淡的铅笔写着几行小字，若非仔细辨认，几乎看不出来：

“为潜伏计，降级备案。北平傅家七口血债未偿，倭首山本特工队余孽未清，吾当以残躯，入虎穴伺机。若成，勿念；若败，此即为最终身份。永恒，三十五年冬。”

房间里落针可闻。

“潜伏？”姑姑捂住嘴，“爸他……战后还执行了秘密任务？”

傅愽文忽然想起什么，冲回房间，打开笔记本电脑快速搜索。几分钟后，他吸了一口气：“你们来看。”

屏幕上是一篇扫描的旧报纸文章，来自1947年的《晋察冀日报》，标题是：“北平反动派暗杀我地下工作者，傅姓商人一家七口惨遭灭门”。文章简短，只说傅姓商人是“进步人士”，疑似因资助学生运动遭报复。

“傅家七口……”傅愽文指着报纸，“爷爷姓傅，他战后要求潜伏，会不会和这件事有关？‘北平傅家七口血债未偿’……”

傅建国猛地站起来：“我想起来了！我十六岁那年，有个瘸腿的老人来家里找过爸，两人关在屋里谈了一下午。走的时候，我听见那老人说：‘傅团长，您家的事……我们对不起您。’爸只是摇头：‘国仇家恨，都是恨，报了便是。’当时我不懂，现在……”

线索像散落的珠子，被那枚勋章串了起来。一个模糊而悲壮的故事轮廓，渐渐清晰：一位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团长，因为家族在北平遭日伪残余势力灭门，战后毅然接受潜伏任务，降级伪装成普通复员兵，深入敌后寻仇。任务完成后（或失败后），他选择彻底隐姓埋名，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度过余生。

“等等，”叔叔傅建军忽然说，“如果爸是团长，那他的战友呢？上级呢？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来找过他？国家怎么会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这个问题让所有人再次陷入沉默。

直到下午三点，谜底的一部分才被意外揭开。

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傅家老宅门口。车上下来两位老人，都穿着便服，但身姿挺拔。其中一位拄着拐杖，左腿明显不便；另一位满头银发，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延伸到下巴的狰狞伤疤。

傅建国开门时愣住了。

伤疤老人仔细端详傅建国的脸，声音沙哑：“像，真像老连长年轻时的样子。”他顿了顿，“我们是傅水恒同志的战友，我叫周志刚，这是李文斌。可以进去说话吗？”

客厅里，两位老人看到摊在桌上的勋章、日记、信件时，对视一眼，点了点头。伤疤老人周志刚轻叹一声：“老连长还是留着这些东西啊。”

“您二位认识我父亲？”傅建国请他们坐下，声音有些急切，“我父亲他……到底是什么人？”

李文斌老人指了指那枚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这枚勋章，是1955年授勋时，老连长坚决推辞掉的。他说，牺牲的战友那么多，他一个人活着领勋章，心里过不去。是刘亲自打电话说：‘傅水恒，这是命令！你不是代表自己领，是代表你们独立团全体牺牲的将士领！’老连长才去了北京。”

周志刚接过话头：“授勋仪式后，老连长找上级谈了一次话。之后，他的档案就被封存了，对外只显示‘上等兵复员’。因为……他主动要求继续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是去北平报仇吗？”傅愽文忍不住问。

两位老人同时看向他，眼神锐利如刀。良久，周志刚才缓缓点头：“看来你们发现了一些东西。但事情比‘报仇’复杂得多。1946年，老连长在北平的家确实遭了毒手，父母、兄嫂、两个侄子一个侄女，全被吊死在院子里。凶手是原日军特工队残余分子，受国民党特务机关庇护，专门刺杀我方人员和进步人士。”

李文斌的声音低沉：“老连长得知消息后，三天没说话。第四天，他向组织请战，要求以复员残疾军人的身份潜入北平，摸清那个特务网络的底细。组织上考虑到他家人刚遇害，情绪不稳，起初不同意。他说了一句话：‘正因为我家没了，我才最合适。无牵无挂，只剩仇恨，他们才不会怀疑。’”

“他成功了？”姑姑急切地问。

“成功了，也付出了代价。”周志刚撩起裤腿，露出金属假肢，“1947年春天，那个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十七个主要成员全部落网，其中五个是手上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但老连长在最后行动中，为掩护同志，右腿中弹，伤口感染，不得不截肢。本来伤愈后，组织上要安排他到地方任职，但他拒绝了。他说：‘仗打完了，仇报了，我就想做个普通老百姓。’”

“那为什么档案一直封存？”傅建国问出了关键问题。

两位老人对视一眼。李文斌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复印件，上面盖着“绝密·永久”的红色印章。

“这是1982年解封的部分档案摘要，”李文斌说，“老连长在北平潜伏期间，除了破获特务网络，还意外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国民党撤退台湾前，在大陆潜伏了一个高级别特务小组，代号‘深影’，目标是长期潜伏，伺机破坏。小组成员名单只有两份，一份在毛人凤手里带去了台湾，另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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