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制组采访了哈尔滨大学的动物学教授，采访了林业局的官员，采访了环保组织的代表，也采访了合作社的猎人和养殖场的技术员。

教授说：“兴安合作社的模式很有借鉴意义。通过人工养殖满足市场需求，减少对野生种群的捕猎压力。同时，养殖的收益可以反哺保护事业，形成良性循环。”

林业局的官员说：“我们支持这种模式。既保护了生态，又发展了经济，还传承了文化。”

环保组织的代表一开始有疑虑，但参观了养殖场后，态度缓和了：“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至少他们在尝试，在探索。”

猎人们说得更实在：“山是咱们的根，把根刨了，咱们也没饭吃。所以得保护，得有分寸。”

这集拍完后，老赵很兴奋：“这集播出去，肯定能引起讨论。有争议不怕，有讨论才有进步。”

第四集拍猎人的家庭和情感。这集很温馨，也让人感动。

摄制组拍了托罗布老爷子和孙子的互动。老爷子教孙子认动物脚印，教他用弹弓，给他讲山林里的故事。孙子听得很认真，眼睛里闪着光。

“爷爷，我长大了也要当猎人。”

“好，但得读书，得有文化。现在的猎人，不光要会打枪，还得懂科学，懂管理。”

拍了乌娜吉和郭春海的夫妻生活。两人一起做饭，一起辅导孩子作业，一起讨论合作社的事。镜头里，他们就像普通的夫妻，但又有不普通的故事。

拍了二愣子的转变。从混混到经理，从只想着自己到担起责任。二愣子对着镜头有点不好意思：“以前不懂事，给合作社添了不少麻烦。现在懂了，人活着不能光为自己，得为别人，为集体。”

还拍了一些普通社员家庭。他们住上了新盖的砖瓦房，有了电视、洗衣机，孩子上了好学校，老人有了医疗保障。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第五集拍国际合作。摄制组跟着合作社的跨境运输队，去了俄国、蒙古、朝鲜。拍了与俄国商人伊万大叔的合作，拍了在蒙古草原上的狩猎，拍了在朝鲜挖人参的经历。

这些镜头很珍贵。在八十年代末，普通人很少有机会看到国外的真实情况。合作社的跨境贸易，打开了一扇窗。

第六集拍未来和传承。这集是展望，也是反思。

郭春海站在合作社新建的培训中心前，对着镜头说：“合作社走到今天，靠的是大家的努力。但未来怎么办？传给谁？怎么传？”

他讲了合作社的人才培养计划：送年轻人出去学习，请专家进来培训；建立师徒制度，老带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会打猎。但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许就不打了。但狩猎文化不能丢，保护自然的理念不能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文化，这种理念，传下去。”

六集拍完，用了三个月。摄制组和合作社的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临走时，老赵握着郭春海的手：“郭队长，谢谢你们。这部片子，会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作品。”

“是我们谢谢您。”郭春海说，“是您帮我们记录，帮我们传播。”

纪录片制作了半年。第二年春天，在黑龙江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

播出前，合作社所有人都很紧张。不知道观众会怎么看，社会会怎么评价。

第一集播出那天晚上，合作社的大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大家围着那台二十四寸的彩色电视机，屏息静气地看。

片头是兴安岭的航拍镜头，云雾缭绕，林海茫茫。然后是托罗布老爷子沧桑的脸，他说：“我是猎人，我靠山吃饭，我也要护山养山……”

镜头切换，是合作社的养殖场，是猎人们进山，是财务室里的算盘声，是运输车队的滚滚车轮……

每一集播出，都引起热烈的讨论。观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电视台，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提建议的。

赞扬的说：“这才是真正的猎人，有担当，有智慧。”“合作社的模式好，值得推广。”“片子拍得真实，有温度。”

批评的说：“打猎就是残忍，再怎么美化也是残忍。”“养殖动物也是虐待。”“这是在为狩猎洗白。”

提建议的说：“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可以发展生态旅游，替代狩猎。”“应该加强法律监督。”

讨论很热烈，但总体是正面的。很多人通过这部纪录片，第一次了解了猎人的生活，了解了合作社的模式，了解了保护与发展可以兼顾。

纪录片的影响力超出了预期。不仅在黑龙江，在全国其他省市也引起了关注。中央电视台看到了，要求重播。一些外国媒体也感兴趣，来联系购买版权。

合作社的名声更响了。来找合作的人更多了，订单更多了，生意更好了。

但郭春海很清醒。他知道，名声是把双刃剑，可以带来利益，也可以带来压力。

果然，问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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