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播出后，一些动物保护组织找上门来，要求合作社停止所有狩猎活动，关闭养殖场，转型做纯粹的生态保护。

“郭队长，你们的纪录片我们看了，很感动。”一个动物保护组织的代表说，“但你们还是在利用动物，还是在剥夺动物的自由。真正的保护，应该是让动物生活在野外，不受人类干扰。”

郭春海很耐心地解释：“我们理解你们的理念。但我们也要考虑现实。兴安岭有几十万人口，他们要吃饭，要生活。完全禁止狩猎，不现实。我们的模式，是在保护和利用之间找平衡。”

“那养殖场呢？那些动物被关在笼子里，失去了自由。”

“我们正在改进。”郭春海说，“新建的养殖场，是半开放式的，动物有很大的活动空间。而且我们在研究放归野外的可能性，条件成熟时，会放归一部分。”

谈话没有结果，但双方都保持了礼貌。郭春海知道，这种争论会长期存在，重要的是对话，不是对抗。

更大的压力来自政府。纪录片播出后，林业局、环保局、工商局都来检查，看合作社是不是真像片子里说的那样规范。

检查很严格，但合作社经得起检查。所有手续齐全，所有操作规范，所有记录完整。检查结束后，各部门都给了好评，还发了奖状。

但郭春海知道，这还不够。合作社要做行业的标杆，要做模式的引领者，就必须做得更好。

他做了几件事：第一，成立“兴安岭生态保护基金会”，每年从利润中拿出百分之五，用于植树造林、野生动物救助、环保宣传。第二，与哈尔滨大学合作，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研究中心”，开展科学研究。第三，开放合作社，接待社会各界参观，接受监督。

这些举措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动物保护组织虽然不完全赞同，但承认合作社在努力。政府也很支持，把合作社作为典型来推广。

纪录片的效应还在持续。很多地方来学习合作社的经验，想复制合作社的模式。郭春海很大方，把经验无偿分享。但他提醒：“每个地方情况不同，不能照搬。要结合本地实际，走自己的路。”

合作社自己也从纪录片中受益。通过拍摄，大家梳理了自己的发展历程，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

在年终总结会上，郭春海说：“纪录片的拍摄和播出，对我们是一次大考。我们考得还不错，但还有很多不足。我们要把压力变动力，把关注变鞭策，把合作社办得更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掌声很热烈。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和干劲。

夜深了，合作社的灯还亮着。会议室里，那台电视机还开着，正在重播《兴安岭的守护者》。

镜头里，托罗布老爷子在教孙子认草药；乌娜吉在财务室算账；二愣子在游戏厅招呼客人；运输车队在公路上奔驰；猎人们在山林里穿行……

这些画面，记录了一个时代，记录了一群人，记录了一种精神。

而这一切，还在继续。

合作社的故事，还在书写。

兴安岭的守护者们，还在前行。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山林依然翠绿，生活还在继续。

而郭春海知道，他们要做的，就是守护这片山林，守护这份传承，守护这个家园。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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