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顷襄王不同于怀王，他虽懦弱，却对郑袖干预朝政的行为深恶痛绝。尤其是得知父亲的悲惨结局与郑袖的怂恿密不可分后，更是对她心存芥蒂。朝中大臣也纷纷上书，历数郑袖祸国殃民的罪状，要求将其废黜。

郑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她试图故技重施，用美色和珠宝拉拢新王身边的近臣，却发现昔日那些对她阿谀奉承的人都避之不及。绿珠劝她收敛锋芒，郑袖却不甘心：“我辅佐大王数十年，为楚国立下多少功劳？他们怎能如此待我！”

她开始变得偏执多疑，对宫中下人动辄打骂，甚至听信谗言，害死了几个曾对她忠心耿耿的宫女。楚宫上下对她怨声载道，她的亲信也纷纷倒戈，向顷襄王揭发她的罪行。

顷襄王三年，秦国再次出兵伐楚，攻占了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国难当头，朝野上下将怒火都发泄到郑袖身上。大夫庄辛上书：“昔者郑袖蛊惑怀王，致使国破君亡。今不除之，恐重蹈覆辙！”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顷襄王终于下令将郑袖打入冷宫。曾经繁华的宫殿变得破败不堪，只剩下郑袖和绿珠两人。深秋时节，寒风从破损的窗棂灌入，郑袖裹着单薄的被褥，看着铜镜中憔悴的容颜，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若有来生，我宁愿做个寻常女子，安稳度日。” 她喃喃自语，想起初遇怀王的那个午后，想起魏美人惊恐的眼神，想起屈原悲愤的劝谏，一幕幕往事在眼前闪过。她用美貌和心机换来了半生荣宠，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

公元前 290 年，郑袖在冷宫中悄然病逝，年仅四十余岁。消息传出，楚宫上下竟无一人哀悼。她的一生，如同一朵开在权力巅峰的罂粟花，美丽却致命，最终在历史的风雨中凋零殆尽。

郑袖死后，关于她的争议从未停止。楚国百姓恨她蛊惑君王，导致国势衰微；历史学家则将她视为后宫干政的典型反面教材。但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会发现这个女人的故事远比简单的 “妖姬祸国” 更加复杂。

从史料记载来看，郑袖确实对楚国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史记?楚世家》明确记载：“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战国策?楚策》也详细记录了她设计陷害魏美人、阻止屈原改革的事迹。这些行为直接导致楚国在外交上屡屡失误，内政上矛盾激化，最终从一个强国走向衰落。

但我们也应看到，在男权至上的战国时代，女性想要获得权力，往往只能通过依附男性这条途径。郑袖从罪臣之女到权倾后宫，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手腕。她对人性的洞察、对权力的掌控，甚至超过了当时许多男性政客。如果生在现代，她或许会成为杰出的政治家或心理学家。

更值得深思的是，将国家兴衰完全归咎于一个女人，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偏见。楚怀王作为一国之君，才是决策的最终拍板者。他的好色、多疑、刚愎自用，才是楚国衰落的根本原因。郑袖只是利用了他的性格弱点，将个人私欲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最终加速了这一过程。

从社会史的角度看，郑袖的故事反映了战国时期后宫制度的弊端。当君主沉溺美色，后宫便会成为权力斗争的战场。郑袖并非个例，后世的赵飞燕、杨玉环等 “红颜祸水”，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这些女性的出现，实际上是专制制度下权力异化的产物。

在文学作品中，郑袖的形象被不断演绎。屈原在《离骚》中用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暗指郑袖的陷害；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更是将她塑造成阴险毒辣的反派角色。这些艺术加工虽然强化了她的 “妖姬” 形象，却也掩盖了历史的复杂性。

现代学者对郑袖的评价逐渐趋于客观。历史学家杨宽在《战国史》中指出：“郑袖的干预是楚国政治腐败的表现，而非原因。” 考古发现的楚简也证明，当时楚国的衰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归因于后宫干政。

郑袖的故事还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权力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关键在于使用者的目的。郑袖将权力用于个人私欲和报复，最终身败名裂；而同样身处后宫的芈月（秦宣太后），却用权力辅佐儿子，开创了秦国的强盛局面。这两位战国时期的女性，用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诠释了权力的两面性。

郑袖死后，楚国的衰落之势并未停止。楚顷襄王虽然清除了郑袖的势力，却未能挽回颓局。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顷襄王被迫迁都陈城，楚国从此一蹶不振，最终在公元前 223 年被秦国所灭。

郑袖生活过的楚宫，在战火中化为废墟。但考古学家在纪南城（楚国都城遗址）的发掘中，仍发现了许多与她生活时代相关的文物。一枚刻有 “郑” 字的玉印，或许曾是她的私人物品；精美的漆器上描绘的歌舞场景，可能正是她当年取悦怀王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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