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栓的性命算是保住了，但伤势沉重，仍需长期卧床静养。龙阿婆的药楼成了临时病房，红牡丹主动担起了照料之责，喂药换药，擦拭翻身，无微不至。

这个年轻的“反正”伪军，在剧痛与昏沉中，时常看到红牡丹温和却疲惫的脸，听到她低声哼唱的、不知名的小调，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近乎母性的关怀。

他干裂的嘴唇嚅动着想说谢谢，却往往只吐出几个模糊的音节，换来红牡丹一个鼓励的微笑。

另外四个一同逃来的“伪军”——李二狗、王顺子，还有两个叫刘满仓、孙福贵的，连同那五个被掳的民夫和四个身份存疑的“猎人”（后来查明，他们确实是附近另一支小规模、自发抗日的汉苗混合山民武装的成员，遭遇日军清剿被打散），则被王雷暂时集中安置在寨子边缘一座闲置的炭窑旁搭建的简易窝棚里。四周有苗寨寨丁和游击队战士混合看守，既为看管，也为保护。

苗寨头领的怒气并未完全平息。十几个外来者，尤其是几个“黄皮子”（伪军）进入寨子，还引来了鬼子追兵（虽已退去），这对寨子的安全是巨大威胁。他几次找王雷交涉，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

“王队长，当初说好是‘药盟’，是研药救人，互通有无。现在倒好，成了收容站，还是收容给鬼子扛过枪的！寨子里的老人都在议论，年轻人也心思浮动！你们汉人的仗，不能打到我们苗家的火塘边来！”头领的旱烟杆敲得面前的木墩咚咚响。

王雷深知理亏，只能耐心解释：“头领，这些人虽是伪军，但已反正，杀鬼子而逃，也算是弃暗投明。那个重伤的，是条汉子，为掩护同伴挨的枪子。

医者仁心，胡先生和龙阿婆不能见死不救。至于其他人，我们正在甄别、教育。他们熟悉鬼子情况，或许能为我们所用。

请头领再宽限些时日，我们一定严加管束，绝不让他们滋扰寨子。另外，鬼子小队退去，但未必死心，我们加强联防，也是在保护寨子安全。”

头领闷头抽烟，脸色稍缓，但并未松口：“人，是你们救的，就得管到底。但不能白吃白住，还得寨子担惊受怕！让他们干活！修寨墙、挖陷阱、砍柴、运水，什么脏活累活都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要是偷奸耍滑，或者有异心，别怪我不讲情面！”

这算是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出路——用劳动换取暂时的容身，也是观察和考验。王雷立刻答应下来。

于是，李二狗、王顺子等九人（除四个山民武装成员稍受优待）被编入了“劳役队”，由两名游击队战士带领，在苗寨指定的区域，从事最繁重、最基础的体力劳动。起初，这些过惯了浑浑噩噩、欺压百姓日子的伪军士兵和担惊受怕的民夫，自然是怨声载道，偷懒耍滑不断。

带队的游击队员也不客气，该训斥训斥，该惩罚惩罚（如克扣部分饭食或增加劳动量），但同时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侮辱打骂，饭食上尽量一视同仁（尽管都很粗糙）。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次“意外”之后。

那天，劳役队被派去后山溪谷上游清理一处塌方，疏通水道。正午时分，众人疲惫不堪，在溪边休息啃着干粮。

突然，上游传来轰隆巨响和孩子们的惊叫！原来，寨子里几个半大孩子瞒着大人，跑到上游一个水潭摸鱼，不料踩塌了松动的崖壁，碎石滚落，将一个名叫阿果的十二岁男孩砸倒，半条腿被埋在了乱石堆下，鲜血染红了溪水！

变故突生，所有人都愣住了。带队的游击队员连忙冲上去救人，但石块沉重，人手不足。李二狗、王顺子等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不该上前。

“都愣着干什么！过来帮忙啊！”游击队员急得大吼。

王顺子第一个反应过来，扔下干粮就冲了过去。李二狗犹豫了一下，也跟了上去。其他几人见状，也纷纷上前。众人合力，手刨肩扛，将压住阿果的石块一块块搬开。碎石尖锐，划破了他们的手，汗水混合着泥水，谁都顾不上。

男孩被救出来时，左小腿已经血肉模糊，骨折变形，疼得几乎晕厥。闻讯赶来的寨民和胡老扁、龙阿婆迅速接手救治。

而李二狗他们，则默默地退到一边，看着自己沾满泥血和汗水的手，看着周围寨民投来的、不再是纯粹的冷漠与敌视，而是混杂着感激、惊讶和一丝复杂情绪的目光，心里头一次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当晚，胡老扁特意让红牡丹给劳役队加了一碗有点油性的野菜汤。饭桌上，一向寡言的王顺子忽然低声对李二狗说：“狗子哥，那孩子……跟我弟弟差不多大。我弟弟……前年让鬼子抓去修炮楼，累死了。”

李二狗没说话，只是闷头喝着汤，汤很咸，不知道是不是混进了汗水。

这件事，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起了微澜。王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他开始有意识地安排这些“反正”人员参与一些寨子的公共事务，比如加固那段被他们救孩子时踩得更松的崖壁，比如在寨子外围挖掘更多的防野兽陷阱（也可用于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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