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那台咖啡机咕噜作响，声音粘稠得如同永远煮不开的浓汤。张姐倚在流理台边，新做的指甲一下下敲在马克杯沿上，声音又尖又脆，钻得人耳膜发痒。“我们家那位啊，昨儿突然抱回只猫，说是看我一个人闷得慌！”那拖长的尾音裹着蜜糖，她那双精心描绘过的眼睛却斜斜扫过来，直直钉在我脸上，“林姐，你家老陈最近又给你什么惊喜了没有？”

我握着杯子的手紧了紧，塑料杯壁不堪重负地发出轻微咯吱声。热水蒸腾起白汽，视线模糊了。王经理端着杯子踱过来，镜片后的眼睛带着探究的笑意：“是啊小林，听说老陈公司又拿了大单子？该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位贤内助了吧？”

喉咙像是被滚烫的咖啡糊住了，一个字也挤不出来。我垂下眼，盯着杯子里深褐色的液体，那点虚假的暖意根本透不进皮肤。只能摇摇头，嘴角费力地向上扯了一下，算作回答。

“哟，还保密呢？”张姐的声音拔高了，带着点夸张的讶异和不易察觉的得意，“老夫老妻了，害什么臊啊！”茶水间的空气黏稠起来，混杂着咖啡香、张姐身上浓烈的香水味，还有那些粘在我皮肤上、无声催促着答案的目光。我端着那杯徒有其表的热水，指节捏得发白，沉默是我唯一的盾牌。

只有我自己知道，办公桌抽屉深处那个墨绿色的小本子意味着什么。它的重量，沉得足以压垮任何一句关于“老陈”的谎言。那上面的钢印冰冷坚硬，像一枚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夫妻”那两个字上——离婚证。它是我沉默的供词，是我无法言说的伤口。

回到格子间，那杯彻底凉透的水被我放在桌角。抽屉拉开一道缝，墨绿色封皮的一角露出来，如同旧日时光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指尖触到它粗粝的封面，三个月前民政局里那种令人窒息的消毒水气味猛地攫住了我。他签字的动作干脆利落，钢笔尖在纸页上摩擦的沙沙声，清晰得像冰凌碎裂在我耳边。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推过表格，他的指尖微微蜷起，一丝犹豫也无，签下的名字龙飞凤舞，与当年婚书上郑重其事的笔迹判若两人。我的名字写在旁边，笔划艰涩，每一笔都拖着重物，几乎把纸戳破。

那扇厚重的玻璃门在身后合拢，隔绝的不仅是一个空间，更是一个时代。深秋的冷风迎面扑来，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径直走向路边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驾驶座上隐约映出一个年轻女人的侧影，隔着茶色车窗，模糊又刺眼。他拉开车门，没有回头，车子绝尘而去，卷起几片枯黄的落叶，打着旋儿，又无力地落下。我站在原地，手里那个墨绿色的小本子，薄薄几页纸，却重得几乎拖垮整个躯壳。它无声地宣告，那个叫“家”的地方，连同里面所有的欢笑与期待，都如这落叶般凋零破碎了。

“爸爸什么时候回家？”昨晚临睡前，女儿安安蜷在我身边，抱着那只洗得发白的旧兔子，眼睛在台灯的光晕里显得格外大，像两汪不安的深潭。她的小脑袋蹭着我的胳膊，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我的心猛地一缩，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卧室里很安静，只有旧空调发出吃力的嗡鸣。窗外的霓虹灯光透过没拉严的窗帘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一道冰冷的、不断变幻色彩的亮痕。我伸手，慢慢梳理着女儿柔软的发丝，一下，又一下。

“爸爸……工作很忙，去了很远的地方。”我的声音在寂静里显得异常干涩，像砂纸摩擦着粗糙的木板。每一个字吐出来，都带着铁锈般的腥气。安安没再追问，只是把小脸更深地埋进我怀里，旧兔子被她搂得紧紧的，几乎变了形。黑暗中，我睁着眼，天花板角落那一片洇湿的水渍，在夜色里模糊成一张巨大而嘲讽的脸。

那张脸最终在记忆里清晰起来，是陈建平的脸。三个月前，同样是在这间客厅，空气里弥漫着隔夜饭菜和绝望交织的沉闷气味。他站在那儿，脚边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新得扎眼。

“林静，”他避开我的眼睛，目光落在墙角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上，声音平板，没有一丝波澜，“我遇到真正懂我的人了。我们……好聚好散。女儿归你，房子……也留给你。”他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在安排一次寻常的出差。

“懂你的人？”我的声音像是从冻僵的肺腑里挤出来，带着冰碴，“那安安呢？她懂不懂她爸爸要走了？”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只有一片麻木的冰凉。

陈建平的脸上掠过一丝极快的不耐烦，像被风吹皱的水面，瞬间又恢复死寂。他弯腰提起那个崭新的旅行袋，拉链的声音在死寂的客厅里格外刺耳。“抚养费我会按时打给你。其他的……就别再纠缠了。没意思。”他甚至没有再看一眼卧室紧闭的门——那扇门后，是我们女儿熟睡的房间。门开了，又关上。脚步声在楼道里急促地远去，最终彻底消失。那扇关上的门，隔绝了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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