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的官僚政治体系，仍处于汉末大乱之后的摸索重建的状态，故而显得臃肿庞杂、频繁变动。概因一个成熟运行的官僚体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凭空建设的，往往要借助前代的经验，甚至要进行大部分的直接照搬，只进行少量的优化改善，汉之于秦、唐之于隋都是这样。譬如说，某个岗位应当设置多少人手，某个职能应该划归哪个职位管理最妥当，某些部门的精简或扩充，某些事务的轻重和取舍，都需进行工作量的适度均衡，以及权力的综合分配，是需要长年累月的实际摸索和试验的。故而任何王朝的职官、礼仪、刑罚、赋役、军事等各方面的制度，往往在日趋成熟后演变得严密且复杂，帮助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相应地，掌握它就是一门技术活。

参照《汉书》、《后汉书》等史书记载，“熟习故事”是官吏的必备素质，因为这关系到能否适应仕途，就好比进入庞大的精密仪器中，知晓自己这个零件该做什么，上下系统的串联机制是什么，以及这么做意义何在，亦明白倘若升迁后的岗位责任。故而古人就有《汉官解诂》、《汉官仪》等专业书籍，有蔡邕（蔡文姬之父）、胡广等着名学者。承平年代自不须提，可是混乱之后的重建，这种人才就显得格外突出且稀少了。秦末汉初的张苍，就是因为在秦朝时担任过御史，曾掌管宫中的各种文书档案，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待遇，协助县吏出身的萧何等人，完善了汉朝的典章制度。汉末乱世持续了三十多年，再加上洛阳宫室的焚毁，昔日的东汉中枢官员死亡殆尽，这种人才就更难寻找了。名列“建安七子”的诗赋家王粲，在仕途上以博闻强记着称，直接师承于名儒蔡邕，是曹魏年纪整理制度的代表性人物。他与出身河东卫氏的卫凯，共同创建了当时的朝制和礼仪。蜀汉的刘备重用孟光、许慈，东吴的孙权使用丁孚、韦昭，也都是因为需要制度人才的缘故，让政权能够顺利运转。

从战国至汉初，相国的权力是极其庞大的。这是因为国家面临着外敌威胁，君主不得不让渡出部分权力，给予真正的杰出人才，让后者主持治理军国大事，才有了管仲、伍子胥等名相，吕不韦、范雎等权相。可等到承平年代之后，西汉的汉武帝不满足于再有人掣肘，为了达到乾坤独断的目的，就有意以外戚任“大司马”、“大将军”建立“内朝”，从而有了两汉的外戚政治。东汉光武帝刘秀从隶属于少府管辖的“六尚”（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本多由宦官担任，到了明清依然是太监独享），单独拎出来“尚书”作为执政顾问，最后发展成汉末主管实际行政的机构“尚书台”，魏晋的尚书令又变得权倾天下。一言以蔽之，就是皇帝不断设置新的“位卑权重”职务加以升格，去制衡侵夺外臣的权力，这种事一直在循环，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处”，皆是同理。题外延伸，其实“丞相”原本是“相国”（其实原名是“相邦”，汉代后为避刘邦的名讳改称相国）的助手罢了，而《论语》曾有“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的记载。所以可知，这个君主左右制衡的过程，是始终持续的。

如上，晋代官职仍在重建与新扩中，设置了“八公九卿”的高位虚职，又以尚书台、中书省来实际管理政务，其实就是两套班子同时存在，甚至有数官管一事的现象，导致体制臃肿、人浮于事。因为本朝的“尚书台”是从很微小的单位扩充而成的，所以须从头了解其发展脉络，幸赖史书有明确记载。汉代的尚书令是品轶千石的中层官，下辖有品轶六百石的尚书六人（管理的单位叫“曹”），再往下是品轶四百石的侍郎三十六人、品轶二百石的令史十八人。

魏晋时代的尚书台就是由此发展而来，只是品轶由“石数”改为“官品”。【第1级，台（或称省）】主官依然是尚书令（三品），是正式的高官显职了。尚书左、右仆射（三品）负责辅佐，尚书左、右丞（六品）负责上传下达。新设置的“尚书省事”，是因为贾充的眼睛有疾，看文书困难，特意添加的副官，后来成为常制。【第2级，曹（俗称大曹）】曾经的尚书六人，改称为“六曹尚书”（三品），达到分权的效果，这是后世“六部尚书”的雏形。每曹配置“尚书典事”（七品）数人为辅佐，各自配置有“尚书令史”（九品）十八人负责上传下达。【第3级，小曹】曾经的侍郎三十六人，晋初改组为三十五人的“尚书郎”（六品），人员数仍在持续的摸索增减状态中。因为管事复杂，设置“尚书佐郎”（五品）负责辅助，也配置了充裕的所辖吏员。唯独困难的是，之前从来没有过如此微小的单元划分，“曹”原本就是最低一层的构架，虽然尚书郎独立管事后日益权重，却只能被称呼为“小曹”。实际称呼混乱，有“部”、“曹”各类称呼，极易与上层机构混淆。要想真正完善六尚书制度，还须等待数百年后的隋唐。可即便到了清代，底层例如“比部”称呼仍在，还是与高层的六部尚书易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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