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室尘封的角落里翻找出几本战前出版的《云南省科研单位概览》和《国防科技工业院校通讯录》。
一幅关于西山基地演变史的、拼图般的图景,开始逐渐清晰起来。而顾婷破译出的那段日志,正是揭开这一切序幕的关键钥匙。
疫情全面爆发,昆明沦陷之初。
城市已沦为地狱。街道上游荡着无尽的丧尸,爆炸与火光随处可见,无线通讯中断,秩序彻底崩溃。
南部战区与云南省委紧急启动“春城屏障”计划,命令离市区最近的合成第32旅一部,不惜一切代价护送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及重要专家、家属,向城西的西山战略指挥所转移。那里是计划中最后的指挥枢纽和避难堡垒。
撤退队伍由军车、大巴、甚至私家车组成,在尸潮的缝隙中艰难穿行。画面惨烈至极。
坦克开道,机枪手站在车顶疯狂扫射,试图清空前进的道路。但丧尸从四面八方涌来,无穷无尽。不断有车辆被尸潮淹没,里面的人发出绝望的惨叫,瞬间被撕碎。战士们为了掩护撤离车队,成建制的被打散、包围、吞噬。
一位曾目睹当时情景的公安干警在描述时,声音依旧带着无法磨灭的恐惧:
“…太多了,根本打不完…子弹打光了就用刀,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碎了就用拳头…我看到一个解放军排长,被四五只丧尸扑倒,他拉响了身上最后的手榴弹…轰的一声,什么都没剩下…”
“老百姓更惨…车抛锚了,人就完了…哭啊,喊啊,求当兵的救命…但怎么救?一停下来,大家都得死…只能咬着牙往前开,从…从那些拦车的人身上碾过去…阿弥陀佛…”
历经难以想象的牺牲与损失,残缺不全的队伍终于抵达了位于西山森林公园深处的堡垒入口。厚重的防核爆大门缓缓开启,又迅速在身后闭合,将无尽的尸潮和绝望的哀嚎隔绝在外。
然而,堡垒内的景象并未带来多少安慰。虽然结构坚固,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罐头食品、压缩干粮、饮用水和燃油,但其设计容量仅为一万二千人左右,且多为现役军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此刻涌入的人数超过四万,瞬间让所有空间都变得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物资储备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
初期,由合成32旅的最高指挥官(一位姓张的参谋长,旅长已在撤退途中牺牲)与幸存下来的省长李刚共同主持工作,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和配给制。生活区、指挥区、科研区(一批随行撤离的中科院在昆专家被安置于此,包括自动化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徐存浩院士)被粗略划分。
目标简单而纯粹:保存文明火种,维持秩序,等待不知何时才会到来的外部救援,并力所能及地收拢更多幸存者。
但希望很快被现实碾碎。外部救援迟迟不见,无线电里充斥着的只有混乱与绝望的嘶吼。堡垒内的资源以惊人的速度消耗。
每日配给从能勉强果腹迅速缩减到一小碗稀薄的米粥和半块压缩饼干。药品,尤其是抗生素和止痛药,很快耗尽,伤员只能在痛苦中哀嚎着死去。
绝望如同毒菌,在拥挤、昏暗、空气混浊的掩体内滋生、蔓延。
内乱的萌芽,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催生下,悄然破土。
以李省长为首的文官体系,坚持认为必须保障最基本的民生,尽可能维持更多人的生存,这是政府存在的最后意义。他们主张进一步缩减军队配给,平均分配食物,并希望组织小队外出冒险搜寻物资。
而以张参谋长(虚构)为代表的军方强硬派,则日益不耐。他们认为在生存危机面前,必须采取“理性”且“高效”的策略。
军队是维持秩序和防御的唯一力量,必须优先保障。他们提出应“优化人口结构”,将有限的资源向军人、技术人员、青壮年劳动力倾斜,对于大量消耗资源却又“缺乏价值”的老弱病残,则应“集中管理”。这实质上等同于放弃甚至清除。
双方在指挥会议上争吵日益激烈,关系势同水火。
而在这裂隙之间,第三股力量——以徐存浩院士(虚构)为首的技术专家团体,正在冷眼旁观,悄然积蓄着力量。
徐存浩,约莫五十多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眼镜,永远穿着整洁的白大褂,表情淡漠,眼神深处藏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对“绝对秩序”和“理性效率”的偏执追求。
他表面上对军政双方的争执保持中立,甚至偶尔充当调解人,暗地里却利用掌管部分科研物资和设备的便利,不断拉拢那些对现状不满、渴望更强力手段的中下层军官和技术人员。
他的手中,握着一张危险的底牌——一项原本用于医疗康复领域的“高精度脑机接口”技术,是他的一位同僚在临终前托付给他的。
那位同僚的本意是希望这项技术能帮助伤残士兵恢复生活能力。但徐存浩在研究中惊讶地发现,经过特定调制和强化,这种接口不仅能传输信号,更能深度影响甚至覆盖受体的主观意识,使其更容易接受指令,减少情绪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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