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走捷径。”我最终开口，声音坚定，“暴力镇压是最后的、不得已的手段。现在，我们有机会，也有能力，用更文明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对我们所扞卫的文明的最好诠释。”

我做出了最终决断：

“召开‘安全区全民议事会’。不是秘密审判，是公开的辩论。

让傅国生、刘伟，当着全体幸存者的面，陈述他们的‘理念’和‘诉求’。

也让我们管理层，当着所有人的面，摆事实、讲道理，回应一切质疑。

让全体同胞来做裁判，看清楚，谁才是真正为了大家的生存和未来，谁又是在为了一己私利或虚无缥缈的幻想而破坏大局。”

“我们要在阳光下，打赢这一仗。不仅要解决这两个人，更要借此机会，消除隐患，凝聚共识，完善我们的制度！”

这个决定如同巨石入水，在核心层内部也激起了波澜。但在我强硬的态度下，决议得以通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安全区全民议事会”，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

会场设在中心广场。利用废弃材料和军用篷布，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

广场中央划出了发言区，周围则是黑压压的、席地而坐的全体幸存者。没有座位区分，军民混杂，管理者与普通民众坐在一起。

由赵建军担任大会主持人，他是老兵，德高望重，且立场中立公正。同时，从不同群体（早期居民、新加入者、军队代表、技术人员、妇女代表、老人代表）中推举出九人，组成临时评议团，负责监督会议流程，并在最后合议提出处理建议。

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在我看来，这是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关键一步。

会议当天，天空有些阴沉，乌云低垂，仿佛也在注视着这场关乎安全区命运的辩论。广场上人头攒动，数千双眼睛聚焦在主席台和中央发言区。

气氛凝重得如同暴风雨前的宁静，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好奇、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赵建军走上主席台。他握住一个简陋的扩音器，沙哑而沉稳的声音传遍全场：

“世博园的同胞们！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庆祝，也不是为了哀悼，而是为了解决我们内部出现的问题。有人提出了不同的声音，甚至采取了激烈的方式。管理层认为，堵不如疏。今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每个人，也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现在，请傅国生、刘伟同志，上前陈述。”

傅国生整理了一下他洗得发白的西装，努力维持着学者的风度，走到了发言区。刘伟跟在他身后，显得畏缩不少。

傅国生深吸一口气，开始了他的陈述。

他依旧引经据典，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谈到洛克的“政府论”，慷慨激昂地论述“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他重复着传单中的核心观点，指责资源分配不公，抨击“前哨计划”是军事冒险，要求建立“人民代表委员会”来实现“真正的民主”。

他的话语确实具有一定的煽动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对现状不满、或者对“民主”、“自由”这些词汇抱有美好想象而又不甚了解其真正含义的人。会场中，有一部分人开始交头接耳，似乎被他的说辞打动。

轮到管理层回应。

周茂志第一个走上前。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直接搬来了几大本厚厚的账册。

“傅教授说我们资源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好，这是安全区成立以来，所有重要物资的入库、出库、分配明细！每一笔，时间、经手人、用途，都在这里！欢迎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前来查阅、监督！”

他翻开账册，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大家看，这是上个月，战斗部队与普通劳动岗位的口粮消耗对比，这是基于他们不同的体能消耗计算出的科学配比！这是燃油消耗，百分之四十用于军事，但保障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如果把这部分砍掉，西山基地的侦察兵明天就可能摸到我们的围墙底下！”

林悦接着发言，她的声音清晰而富有感情：

“傅教授说我们忽视民生。我想请大家看看我们身边的改变！医疗所从无到有，现在能进行复杂的外科手术，死亡率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希望学校’成立了，我们的孩子能重新拿起书本，学习知识，这才是未来的希望！这些，难道不是民生吗？

是的，我们现在居住条件还很差，食物也不充裕，但请大家想想，如果没有战士们在外浴血奋战，清剿丧尸，建立前哨缓冲，我们能有相对安全的环境来搞这些建设吗？每一次对外行动，都意味着可能有人牺牲！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安全，难道不值得我们在资源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吗？”

周鸿昊则走到了临时架设的沙盘前。他用激光笔指着沙盘上标注的敌我态势。

“傅教授质疑我们的‘前哨计划’是穷兵黩武。好，我请大家看。”他详细讲解了前哨一号（原旅部驻地）的地理位置，说明了它作为世博园东北方向屏障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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