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只靠缴获和打仗活着。”

周会上，我将那份还带着打印机余温的物资消耗报告轻轻推到了桌子中央。纸张与木质桌面摩擦发出的细微声响，在略显沉闷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后勤主管周茂志扶了扶眼镜，语气带着惯有的谨慎：

“首长，西山一战，我们缴获的燃油、弹药和基础物资确实解了燃眉之急。但坐吃山空，光是维持现有规模，每天的消耗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更别说，我们还多了几百张要吃饭的嘴。”他指的是那些俘虏和新整编的部队人员。

“军事压力暂时减轻了，”赵建军接话，独臂的空袖管轻轻晃动，“但兵要练，枪要擦，防线要巩固。老周说的对，家底再厚，也经不起只出不进。”

我靠在椅背上，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核心成员的脸。高峻沉默如山，眼神里是未散尽的硝烟味；李小峰摩挲着手指，似乎在回忆操控枪械的触感；林悦则微微蹙眉，显然在担心医疗物资的库存。

这些面孔，代表了安全区最强的矛与最硬的盾。但我们能一直这样打下去吗？

炮弹可以摧毁“昆仑”的堡垒，但种不出一粒粮食。子弹能击穿“骑士”的护甲，但纺不出一寸布，更修复不了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

我们赢了战斗，清除了眼皮底下的最大威胁，可如果脚下的根基是空的，那么任何一阵来自外部的风浪，都可能让我们这座刚刚垒起的沙堡瞬间崩塌。徐存浩的话像一根刺，扎在心底——“共和国未亡”。

一个能发出这种信号的外部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生存循环都无法建立，连下一代的教育都无法保障，即使将来真的接触到了那个“秩序之火”，我们又有何资格与之对话？恐怕只会被视为一群侥幸存活、亟待“优化”的野蛮人。

“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根基。”我开口，声音不高，却斩断了会议室里细微的议论声。“不能只看着仓库里的库存一天天变少，不能只指望下一次战斗的缴获。‘红旗’信号的出现，意味着我们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未来，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敌人，甚至可能是那个号称‘国家延续’的群体。”

我站起身，手指无意识地在铺开的安全区地图上划过，最终点在标注着“原国际馆（温室）”、“原工业展览区（机加工）”和“原儿童乐园（学校）”的区域。

“几位连长，部队的训练和警戒不能松懈，这是我们的底线。”我首先肯定了他们最关心的事，随即话锋一转，

“但在敌人再次出现，或者我们主动走出去之前，我们得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安全区’，而不是一个大型的难民营。一个能自己生产食物、能维修装备、甚至能制造简单工具的地方。一个……能让孩子们不只是学会躲避子弹，还能学会识字、算数，明白我们为何而战的地方。”

小麦试验田，不知道有没有新的进展？那些在炮火间隙里抢建起来的水培架，是否真的能产出足以改善民生的蔬菜？

周茂志手下的那几个老师傅，带着一群半路出家的学徒，能不能让那些缴获的机床真正转起来，而不是沦为摆设？

还有学校……那些在废墟里睁大惊恐双眼的孩子们，他们的眼神里，能否重新燃起对知识的好奇，而不仅仅是对生存的渴望？这些问题的答案，远比一份歼敌报告更重要。它们关乎我们能否真正“活”下去，而不仅仅是“存”活。

“我准备花点时间走一走，看一看。”我的目光再次扫过众人，“不是听汇报，是去看我们播下的种子，到底发出了怎样的芽。看看我们的根基，到底扎得有多深，有多实。”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他们明白了我的意图。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巡视，而是对安全区未来战略方向的一次实地验证。我们从毁灭中抢夺生机，现在，是时候审视这生机能否自成循环，能否星火燎原。

会议结束后，我第一个走向的，就是那片被寄予厚望的、位于原国际馆内的绿色世界。脚步踏在通往温室的水泥路上，心情竟有些微的紧张，仿佛要去见证的，是一场不亚于攻破“昆仑”核心的战役结果。

踏入世博园原国际馆改造而成的巨大温室，一股湿热且充满生机的气息瞬间将外界的肃杀与寒意隔绝。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醇厚、植物叶片的清甜，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由营养液带来的特殊气味。曾经展示各国风情的展台，如今被一排排、一层层阶梯式的金属栽培架取代，架上翠意盎然。

LED灯带发出模仿日光的全光谱光线，均匀地洒在生菜、小白菜水灵灵的叶片上，照得藤蔓间垂下的青涩番茄和黄瓜泛着朦胧的光泽。

在这里，我见到了柳明远。这位疫情前省农科院的专家，如今是安全区农业部的实际负责人。

他看上去更像一个老农，而非学者——皮肤是长期暴露在模拟光照下的古铜色，布满深壑的皱纹里似乎还能看到洗不净的泥土痕迹，一双大手粗糙有力，指节因常年的劳作而微微变形。但当他指向那些作物时，眼中闪烁的光芒，是唯有最顶尖学者才拥有的、对生命规律的洞悉与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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