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儿子在澳洲，女儿在金边国际学校，妻子上个月刚确诊乳腺癌——治疗费我付的。”红姐的声音平静而冷酷，“您说可靠吗？”

施耐德点点头：“那就好。记住，基金会投入了太多资源，不能失败。女王宫未来十年的维护合同价值2.3亿欧元，吴哥窟整体管理权的招标也将在明年启动。如果能把林凡这个‘本地英雄’拉下马，换上我们推荐的欧洲团队，我们在东南亚文化遗产市场的话语权将不可撼动。”

“我明白。”红姐说，“这不仅是一场陷害，更是一场……市场洗牌。”

“准确。”施耐德看了看窗外，“我们要降落了。保持联系，按计划行事。”

视频挂断。

红姐走出隔间，在洗手台前补了补口红。镜中的女人四十出头，风韵犹存，眼神精明。她抬手摸了摸右耳后那道浅浅的疤痕——那是三年前在监狱里被同监舍的女犯用磨尖的牙刷柄划伤的，差点割到颈动脉。

从那以后，她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把她送进那种地方。

她要赢，要不择手段地赢，要把所有挡路的人都踩在脚下。

林凡，只是第一个。

补好妆，红姐重新戴上墨镜，走出洗手间。她没再回星巴克，而是直接走向电梯，下到一楼，混入接机的人群中。

没人注意到她。

在柬埔寨，一个衣着得体的亚洲女性太常见了——可能是游客，可能是商人，可能是华侨。她就像一滴水，融入了机场的海洋。

而她的眼睛，始终盯着林凡的背影。

二、表面的平静

机场贵宾通道外，林凡确实在微笑。

但那微笑背后，是一场精密到毫米级的内心运算。

他的目光扫过身旁的团队成员：张伟今天穿了西装，虽然领带打得歪歪扭扭，但精神面貌很好；索拉则紧张得不停地搓手，这个老实的高棉汉子最不擅长应付大场面；乌泰师父闭着眼睛，手里捻着佛珠，嘴里轻声念着经文——老人家说这是在为今天的会面祈福。

“林哥，”张伟凑过来，压低声音，“刚才文化部的人说，飞机晚点了十二分钟。妈的，老子五点就起床准备了。”

“急什么。”林凡的语气平静，“专家们飞了十几个小时，多等几分钟是应该的。”

“我不是急，我是……”张伟欲言又止，最终叹了口气，“我是有点担心。红姐那女人阴得很，谁知道她会不会在专家组里安插人？”

林凡没有回答。

事实上，他比张伟更清楚红姐的手段。昨晚阿明倒戈后，提供了大量内部信息——专家组七名成员中，至少有两个与红姐背后的欧洲基金会有利益关联：法国结构工程师皮埃尔，三年前曾担任该基金会的技术顾问；意大利修复师罗西，她的工作室去年接受了基金会一笔“研究资助”。

但这些，林凡暂时不打算告诉张伟。

知道得太多，有时候反而容易露出破绽。

“做好我们该做的就行。”林凡拍了拍张伟的肩膀，“记住，我们是来做事的，不是来搞政治的。手艺会说话，木头不会骗人。”

张伟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看到林凡平静的眼神，最终把话咽了回去。

就在这时，乌泰师父忽然睁开眼睛，看向林凡：“凡，你的心不静。”

林凡心头一跳。

乌泰师父今年七十四岁，在吴哥窟当了五十年僧人，修复过十几座寺庙。老人家有一种近乎通灵的直觉，总能看透人心。

“师父，我……”

“不必解释。”乌泰师父摆摆手，枯瘦的手掌在空中划了个弧线，“风暴要来之前，海面总是最平静的。但你记住，真正的船夫，不是看海面，是看风向，看云层，看水里鱼群的动向。”

这句话说得隐晦，但林凡听懂了。

他深吸一口气，点头：“弟子明白。”

“明白就好。”乌泰师父重新闭上眼睛，“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留不住。但因果不空，善恶有报。”

话音落下，贵宾通道的门打开了。

三、抵达的戏码

首先走出来的是柬埔寨文化部副部长宋沙安，一个五十多岁、身材微胖、笑容可掬的男人。他穿着传统的柬埔寨丝绸上衣，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步伐稳健。

紧接着，专家组陆续出现。

走在最前面的是法国人皮埃尔——六十岁左右，银灰色头发一丝不苟，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剪裁合体的亚麻西装，手里提着一个印有巴黎高等理工学院标志的皮质公文包。他的表情严肃，眼神锐利，一出场就带着一种“我是权威”的气场。

紧随其后的是日本教授森田。他比皮埃尔年轻些，大约五十五岁，身材瘦小，穿着朴素的灰色西装，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看起来更像一个学者而非官员。他的动作很轻，脚步很稳，眼神温和但专注——典型的日式严谨。

第三个是意大利女人罗西。她大概四十出头，栗色长发在脑后扎成松散的发髻，穿着米白色亚麻长裙和凉鞋，脖子上挂着一串色彩斑斓的琉璃珠子。与皮埃尔的严肃、森田的内敛不同，罗西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一出来就朝人群挥手，像来度假而不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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