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凡也用柬语回复，然后转向专家组：“这是索拉的儿子，小索拉，十九岁，在我们这里学徒两年了。他刚才说，在西塔二层发现了一处新的裂缝，想请我去看看。”

“新的裂缝？”皮埃尔立刻警觉，“在什么位置？多宽？多深？”

林凡翻译了问题。小索拉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回答：“西塔……二层，北面，第三块浮雕下面。宽度……大概0.5毫米，深度不确定，我用探针测了，至少5厘米。”

“我去看看。”皮埃尔说着就要上脚手架。

“杜邦教授，”林凡伸手拦住，“那个位置的脚手架通道很窄，只能容纳一个人。而且需要系挂双安全绳。您确定要上去吗？”

皮埃尔看着高达二十多米的脚手架，犹豫了一秒，然后坚定地点头：“我是结构工程师，我必须亲眼看到。”

“好。”林凡不再劝阻，转身从工具架上取下两套安全装备，“我陪您上去。”

五分钟后，两人已经爬到了脚手架第八层。这里的空间确实狭窄，木板铺设的通道宽度只有四十厘米，两个人必须侧身才能通过。下方是二十米高空，风明显比地面大，吹得架体发出轻微的嗡鸣。

小索拉指的位置很刁钻——在塔身转角处的阴角，光线昏暗，平时很难注意到。裂缝确实存在，细如发丝，沿着砂岩的天然纹理延伸，如果不仔细看，会以为是石头本身的纹路。

皮埃尔戴上头灯，拿出放大镜和数码显微相机，开始详细记录。他的动作极其专业：先拍整体照，再拍局部特写；用探针测量裂缝深度，用游标卡尺测量宽度；在笔记本上绘制裂缝走向图，标注与周围结构的关系。

整个过程持续了十五分钟。林凡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没有打扰，只是在皮埃尔需要换角度时，帮他调整安全绳的挂点。

终于，皮埃尔收起工具，长长吐出一口气。

“不是结构裂缝。”他下了判断，“是表层风化开裂。深度不超过六厘米，没有延伸到承重部分。成因应该是这个位置长期积水——你们看，”他指向裂缝上方的浮雕凹陷处，“这里是个天然的积水点，雨季时水会在这里聚集，反复干湿循环导致表层砂岩疲劳。”

林凡点头：“教授分析得对。实际上，我们在上周的例行勘察中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已经制定了处理方案：在浮雕凹陷处做微倾斜处理，改变积水路径；对裂缝进行灌浆加固，材料是纳米级石灰基浆料，强度和透气性都能匹配原石材。”

“方案什么时候执行？”皮埃尔问。

“今晚。”林凡看了看表，“现在温度太高，灌浆材料固化速度不好控制。等太阳落山，温度降到三十度以下，我们的修复小组就会上来作业。整个过程预计三小时，完成后会持续监测四十八小时，确认效果。”

皮埃尔沉默了几秒，然后转过身，正视林凡：“林先生，我承认，来之前我对你有怀疑。一个三十出头的中国人，没有国际顶尖机构的背景，凭什么主持女王宫这么重要的项目？但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工作现场，看到了你的团队，看到了你的工作方法……”

他顿了顿，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

“你很专业。”最后他说，语气是纯粹的客观评价，“比我想象的，专业得多。”

这句话从皮埃尔嘴里说出来，分量极重。

林凡没有表现出欣喜或骄傲，只是平静地点头：“谢谢。这是我的工作。”

两人开始小心地下撤。下到第五层时，皮埃尔忽然又问：“林先生，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请说。”

“你为什么会留在柬埔寨？以你的能力，去欧洲任何一个文化遗产机构，都能拿到更高的薪水和更响亮的名头。”

林凡停下脚步，转头看向皮埃尔。阳光从脚手架缝隙漏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杜邦教授，”他缓缓开口，“五年前我刚来柬埔寨时，在乌那隆寺外面摆摊修家具。有一天，一个老僧侣拿来一尊裂成三块的木雕佛像，问我能不能修。我说能，但要三天时间。他说，这尊佛像是他师父的师父刻的，已经一百五十年了。”

风在耳边吹过，带来下方隐约的人声。

“我修了三天三夜。不是因为它有多值钱，而是因为那个老僧侣每天都会来看三次，每次都会对着那几块碎片念经。修复好的那天，他捧着佛像，眼泪掉在木头上。他说：‘孩子，你修的不是木头，是时间。’”

林凡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老僧侣就是乌泰师父。他把我带进寺庙，教我吴哥建筑的知识，带我认识每一块石头的故事。他告诉我，吴哥窟的这些石头，不是死物，它们在呼吸，在记忆，在等待。”

“等待什么？”皮埃尔问。

“等待被理解，被尊重，被守护。”林凡看向下方的中央庭院，那些在热浪中微微扭曲的空气，“杜邦教授，您问我为什么留在柬埔寨。我的答案是：因为这里有人真的在乎这些石头，不是因为它们能带来多少旅游收入，而是因为它们就是历史本身，就是文明本身。而我，一个木匠，一个修复师，能做的就是把断裂的时间重新连接起来。这比任何薪水和名头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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