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下午，马六甲，一座濒临拆迁的老街区。

空气湿热黏稠，混合着榴莲、香料和海风的气味。一座百年娘惹老宅的庭院里，不同肤色、不同穿着的人们围坐在临时拼起的长桌边。桌上铺着一张巨大的建筑平面图，但上面没有标准的设计符号，而是贴满了五颜六色的便签纸，画着各种符号，写满了马来文、英文、中文和淡米尔文的字句。

这是苏晓团队搭建的“记忆地图”工作坊第三天。冲突在前两天已经爆发过：华人陈氏家族的后人坚持老宅必须原样修复，一砖一瓦不能动；隔壁的马来族邻居希望拓宽巷道，方便摩托车进出；政府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拿着红笔，在图纸上划出了“消防通道”和“管线预留区”；而几个年轻的艺术家则希望把这里变成创意市集。

苏晓没有坐在主位。她穿着简单的亚麻衬衫，头发扎成马尾，更像一个记录员。她请来的协调者是一位七十岁的退休华文教师刘婆婆和一位当地德高望重的马来族伊玛目（宗教领袖）。语言不通时，刘婆婆和伊玛目便低声交谈，再用各自的语言转述。

第二天下午，争吵最激烈时，陈家的长孙——一个在新加坡做律师的年轻人——激动地拍桌子：“这是我曾祖父建的房子！它有我们的神主牌，有奶奶的嫁妆箱！你们要动，就先从我的身上跨过去！”

马来族邻居的代表，一个开杂货店的中年大叔也涨红了脸：“每次救火车都进不来！去年哈吉家着火，烧掉了半条街！你们怀旧，我们可是要活命的！”

苏晓这时才站起来。她没有回应任何一方的指责，而是走到墙边，那里挂着她让团队提前收集的老照片、地契复印件、旧报纸剪报，甚至还有几段模糊的录像——有陈家四十年代的家庭聚会，有街坊六十年代在巷口看露天电影的场面，有九十年代孩子们在老宅门口踢球的欢笑。

“我们不是来辩论谁对谁错。”苏晓的声音平静，带着一种穿透嘈杂的力量，“我们是来弄清楚，这片地方，对这些照片里的人，对在座的各位，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请每个人，无论立场，都在图纸上标出三个点：一个是你最珍贵的记忆发生的地点（用红色贴纸），一个是你现在每天最常使用或经过的地点（用蓝色贴纸），一个是你希望未来这里能成为什么样的地点（用绿色贴纸）。并写下简短的词句。

起初人们迟疑，但在刘婆婆和伊玛目的鼓励下，贴纸开始落下。

陈律师在祖屋神龛位置贴上红纸，写“祭祖，团圆”；在临街店面位置贴上蓝纸，写“父亲修钟表处”；在后院天井贴上绿纸，写“孩子们能认识历史的地方”。

马来大叔在巷道拐角贴上红纸，画了个小火堆图标，写“开斋节大家聚餐”；在自家杂货店门口贴蓝纸，写“每天和邻居聊天”；在巷道中央贴绿纸，写“安全，孩子能骑车”。

规划部门的年轻职员在图纸上看了很久，最后在建筑山墙位置贴了张黄纸（他自己要求的颜色），写：“我第一次实地调研，在这里躲过雨。希望它别变成冷冰冰的‘文物’。”

艺术家们在各处贴了许多绿色贴纸，写着“音乐”、“画展”、“咖啡香”、“跨文化对话”。

当整张图纸几乎被五颜六色的贴纸覆盖时，庭院里安静下来。人们看着那张“记忆地图”，忽然发现，那些代表“过去珍贵记忆”的红点，往往集中在几个相同的区域——老宅的门厅、后院的大树、巷口的空地。那些代表“现在日常使用”的蓝点，则沿着生活必需的动线分布。而“未来希望”的绿点，虽然表述各异，却隐隐指向几个共同的关键词：安全、活力、记忆、共享。

“看，”苏晓走到图纸前，手指划过那片被最多红点覆盖的区域，“无论你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是政府职员、艺术家，你们最珍贵的记忆，很多都发生在这座老宅和它周围的公共空间里。它不仅仅是陈家的‘祖产’，也是这条街的‘记忆容器’。”

她又指向蓝点密集的巷道：“安全通行，是所有人当下的共同需求，不分族群。”

最后，她的手指在那些绿色的“安全、活力、记忆、共享”词汇上停留：“你们对未来的期待，底层是相通的。”

伊玛目缓缓起身，用马来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刘婆婆翻译道：“伊玛目说，真主创造了不同的族群，不是为了让我们争吵，而是为了让我们互相认识。这座老宅，如果只能让一个家族回忆过去，而让邻居担心火灾，那它就没有完成真主的旨意。如果它能被安全地修复，既保留陈家的故事，又能让整条街的人受益，让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在这里创造新的故事，那它就是一座‘和平的房子’，是真主喜悦的。”

陈律师看着图纸，又看看自己年迈的姑妈——她正指着照片上后院的大树，用福建话喃喃说着什么。许久，他叹了口气，用英语说：“也许……我们可以讨论，如何既保留建筑的主体和神龛，又把一部分空间设计成社区可以使用的……比如，一个公共的展览室，展示这条街的历史？或者，一个孩子们可以来看老照片、听老人讲故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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