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上午，光华管理学院报告厅。穹顶高阔，光线明亮，中英双语标识肃穆。台下，前排是双方师生代表，中后排则挤满了国内外财经、学术媒体的记者，长枪短炮林立，气氛庄重而微灼。美丽国哈斯特顿大学访问团与光华管理学院师生的正式学术研讨在此举行。

威廉·哈珀教授年约六旬，灰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目光锐利，带着久居学术象牙塔顶的自信与些许审视。他开场便以流利的中文问候致意，赢得礼节性掌声，旋即切入正题，定下基调：“……真正的学术交流，在于思想的碰撞与对真理的谦卑追寻。我们带来的是基于普遍经济规律和全球经验的观察框架，希望能与贵国独特的实践经验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研讨围绕“国家角色、市场活力与长期增长”展开。哈珀教授及其弟子果然有备而来，他们并未纠缠具体政策，而是以娴熟的理论工具（如产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模型），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的论述框架：强调清晰、普适的规则（法律、产权保护）和最小化的、中立的政府干预，是激发可持续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石。他们引用拉美、东欧转型案例，以及硅谷的“车库创业”神话，作为其论点的佐证。发言引经据典，数据翔实，气势逼人。

光华团队在秦怀山院长的坐镇下，应对沉稳。周哲、吴瀚等人从后发国家赶超、市场培育期的特殊需求、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渐进式制度变迁的成功实践等角度进行了有力回应，理论交锋激烈，台下听众频频记录。

廖凡作为团队一员，穿着合体的深色西装，安静地坐在秦怀山侧后方。他全程专注聆听，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关键词，神情平静，并未急于发言。他在观察，在等待。他注意到哈珀团队在论述中，有意无意地将“中国模式”简化为“强政府推动”，并隐晦地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功，归因于“受保护的市场”而非真正的创新能力。这种叙事，正是他准备用“繁星”案例去解构的。

23日下午，公开辩论在可容纳近千人的大讲堂举行。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经济增长与创新动力：模式、挑战与未来”。现场座无虚席，媒体区闪光灯不时亮起。

辩论采用牛津式，双方各五位辩手。哈珀教授亲自担任结辩，其队中包括一位专攻创新经济学的副教授、一位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的资深研究员，以及两位言辞犀利的博士生。光华这边，秦怀山不直接下场，由一位副院长带队，周哲、沈薇、赵明远及廖凡出战。

开局，哈珀方再次先发制人。那位研究创新经济学的副教授，以“创新生态系统的全球最佳实践”为题，系统论述了硅谷模式的核心要素：风险资本、大学知识溢出、人才自由流动、容忍失败的文化以及“轻触式”监管。他对比了某些经济体（暗指东亚模式）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挑选赢家、提供定向补贴的做法，认为这可能短期内催生规模，但长期会抑制颠覆性创新的涌现，并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产能过剩。他语气平和，但结论尖锐：“真正的、能引领全球的 innovation（创新），往往源于混沌边缘的自发秩序，而非精心设计的产业图谱。”

压力来到了光华一方。周哲等人从国家创新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及在基础科研和重大工程领域的突破予以反驳。但对方显然有备而来，频频以具体案例（如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产业政策后期乏力）和经济学模型进行诘问，场面一度略显被动。

廖凡依旧沉默。他在等待那个将宏观论述拉回微观实践、将理论预设对接复杂现实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临。在关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与政府新型关系”的交锋中，哈珀团队的一名博士生抛出一个尖锐问题：“我们观察到，在中国一些成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中，似乎能看到一种‘监管套利’或‘政策寻租’的早期迹象。它们利用规则空白或地方保护迅速扩张，而后期的规范，有时又显得滞后甚至被动。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增长模式本身，内嵌了不稳定性，并且可能抑制了更广泛的、基于公平规则的竞争？”

问题辛辣，直指当前舆论场中对平台经济的常见质疑。现场安静下来，许多目光投向光华辩席。

带队副院长欲开口，秦怀山在台下微微摇头，目光示意廖凡。

廖凡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面前的话筒，他的声音通过音响清晰传遍全场，平稳而坚定：“感谢对方辩友提出的深刻问题。这触及了数字经济发展中一个全球性的治理难题。请允许我，并非仅仅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更作为一名身处其间的实践者，分享一个也许微不足道、但绝对真实的案例——我参与创立的‘繁星’平台。”

“繁星？”台下响起轻微骚动，许多人知道这个近期火爆的社交应用，但没想到其创始人就在辩论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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