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鉴飞坐在廊下的一张磨得发亮的竹椅上，手里捧着一封薄薄的信纸。信是他在红区当医生的善辉托人辗转带来的，纸张粗糙，字迹潦草却筋骨硬朗：

“……伯，苏区正搞‘扩红’、‘查田’，忙得很。伤病员多，药缺，绷带更缺……听说县里要开运动会，这是苏维埃的新气象！领导说，老百姓身子强了，才有力量保卫胜利果实。爹的药铺若有余力，能否匀些金疮散、跌打酒？若还能号召街坊邻里支持运动会救护事宜，更是造福桑梓……儿振川匆草。”

信纸被夕阳照得有些透明，透过背面，能看到墨迹深浅不一的洇痕，仿佛写信人当时急促的心跳。傅鉴飞的手指在“新气象”三个字上摩挲良久，儿子信中那股扑面而来的忙碌与昂扬，像投入平静水潭的石子，在他心底漾开圈圈涟漪。

“新气象……”他低声咀嚼着这三个字，目光落在院中那些沉默的药匾上。药香依旧，世道却已然翻覆。

门外传来一声刻意的咳嗽，打断了傅鉴飞的沉思。朱师爷背着手踱了进来，脸色有些阴沉，带着屋外尚未散尽的暑气。他瞥了一眼傅鉴飞手中的信纸，没说话，径自拖过旁边一个矮竹凳坐下，又从袖筒里摸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印着暗花水印的纸。那纸张的质地和纹路，与这药铺里的一切、与苏维埃布告的粗糙形成鲜明对比。

“看看，”朱师爷把纸递过来，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种近乎悲愤的颤抖，“刚从龙岩那边夹带过来的旧报。”他枯瘦的手指点了点报纸一角，“看看这上面怎么说的——‘赤祸蔓延，绑票勒索，罪大恶极！’ 还有这，”他的手指移到另一处，“‘国军精锐云集，不日即将犁庭扫穴，彻底肃清匪患！’”他抬起眼，眼珠浑浊，直直盯着傅鉴飞，“傅老弟，你听听！这是要动真格的了！剿匪！大军！就在眼前了！你那老大、老四……”他喉结滚动，后面的话没出口，但意思已如冰冷的蛇，缠绕在两人之间。

傅鉴飞没接那报纸，只是静静地看着激动得胡须都在抖动的朱师爷。天井里，佛生熬药的咕嘟声，炭火的噼啪声，风吹过竹匾里草药的窸窣声，交织成一片奇异的安静。

“朱兄，”傅鉴飞的声音异常平稳，他拿起手边紫砂壶，给朱师爷倒了杯半温的草药茶，深褐色的茶汤氤氲着淡淡的菊花和决明子的气息，“你信那报纸上写的‘什么共妻’？”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朱师爷因常年写字而微微变形的手指，“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这仗，打了多少年了？报纸上的话，和药铺门口那些卖大力丸的叫喊，有多大区别？不过是给手里的家伙寻个由头罢了。”

朱师爷被问得一滞，捏着报纸的手指紧了紧，骨节泛白。傅鉴飞继续道：“眼下是乱，乱得很。可你看看这武所城，自打去年苏维埃进来，农会分了田，我铺子里赊账拿药的穷苦街坊，是不是少了些？那些催租逼债、半夜拉壮丁的‘老总’，是不是消停了？”他抿了一口茶水，苦涩中带着回甘，“老大老四振川在那边做的事，是拿命在拼。他信的，是他眼前的路。我们做父辈的，在这后方，能做的，无非是护着点能护的人，免些伤痛，少些夭折。运动会也好，别的也罢，人聚在一起，总比互相砍杀要好。”

他放下茶杯，声音沉缓下来，带着一种穿透世事的疲惫与通透：“亲家，这天下大势，不是你我能看清，更不是你我能扭转的。但这条老街上，喝过你代笔写状子的，吃过我几帖药没给钱的，还有佛生这样的后生仔……他们的命，就在这眼皮子底下。能护一点，是一点吧。”

朱师爷沉默了。他端起那杯微温的草药茶，浑浊的眼睛望着茶汤里沉沉浮浮的菊瓣碎片。天井里的光线暗了下去，远处似乎传来赤卫队操练的隐隐口号声，隔着几条街巷，模糊而又真切。手里的报纸，那些墨印的惊悚字句，在药铺后院沉厚的现实气息和傅鉴飞平实的话语面前，忽然失去了那份咄咄逼人的沉重，变得有些轻飘，有些遥远。

良久，他放下茶杯，发出轻微的一声磕碰。没再提报纸，也没再提“赤匪末日”的标语。只是站起身来，含糊地咕哝了一句：“话是这么说……可这世道……”他背着手，踱到天井边，低头看着竹匾里那些形态各异的草药，枯瘦的手指无意识地捻起一片干枯的陈皮，又松开，任它无声地飘落回同伴之中。陈皮特有的辛香，在暮色四合里幽幽地弥漫开来。

运动会筹备的风，一旦刮起来，势头便挡不住了。南门坝那片原本荒草丛生、乱石嶙峋的河滩地，成了整个武所城的焦点。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多是些穿着粗布衣、眼神却异常明亮坚定的年轻人——开始频繁地在城里穿梭。

“傅先生！傅先生在家吗？”一个清亮的女声在济仁堂门口响起，带着年轻人才有的那种毫无挂碍的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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