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鉴飞放下手里的药碾子，迎了出去。门口站着两个年轻女子，为首的身材高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列宁装，齐耳短发，脸庞红润，眼神清澈有力。她身后跟着个更腼腆些的姑娘，手里拿着纸笔。
“傅先生您好！我是县苏维埃妇女部的柳明娟，”高个女子朗声自我介绍，语速快而清晰，“县里运动会筹备工作，李主席特别交代，要我们多向您这样的地方贤达请教！尤其是医疗卫生这块，您是真正的行家！我们初步琢磨着，运动会人多，磕碰擦伤、中暑晕厥怕是少不了，得设个像样的救护点。您看……”
她把一张用铅笔草草画了格子的纸递给傅鉴飞。上面简单写着所需物品：止血草药粉（艾灰、三七粉、白芨粉等）、跌打药酒、中暑急救药（如仁丹、藿香正气水之类的替代品）、绷带、干净布条、担架。每一项后面都留了空白，显然等着傅鉴飞填写具体的数量和建议。
傅鉴飞接过单子，扫了一眼，眉头微蹙。单子上的内容项项落到实处，但所需数量，对于一个县城规模的运动会来说，这简直就是个无底洞。“柳同志，”他指着“绷带”、“干净布条”和“担架”这几项，“这些……耗材巨大，一时半刻，怕是难凑齐。还有担架，可以用薄门板代替，轻便结实些才行。”
柳明娟明亮的眼神黯了一下，随即又燃起更执拗的光：“傅先生，困难我们知道。但李主席说了，运动会是咱工农自己的盛会，安全是头等大事！就是一块布、一根绳子，也得想办法凑出来！我们妇女部正发动各家各户捐旧衣服旧被单，拆了洗了做绷带！担架……”她咬了咬下唇，显出一点年轻人的急躁和为难，“实在不行，我们组织人去山里砍竹子现扎！编织成竹订单，也不错！”
她话语里的那份不容置疑的决心，让傅鉴飞心头微动。略微一数，有十几间房，就有十几扇门板。
“绷带布条，你们尽力去凑，”傅鉴飞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一锤定音的力量，“至于担架……”他顿了顿，手指缓缓拂过身边冰凉厚重的红木柜台面，“这张老柜台，是上好的红木，有些年头了，看诊也要用。除了药铺的大门，得要防盗，其它屋里的门，我都拆下来。”他说得异常平静，仿佛在讨论处理一捆普通的柴火。
“先生！”佛生第一个失声叫出来，眼圈瞬间红了，“那是……那是这门板都拆了，多不方便啊，……”他像只被侵犯了巢穴的小兽，震惊地看着傅鉴飞平静的脸。
朱师爷不知何时也从后堂踱了出来，倚在门框上，看着这一幕，嘴唇翕动了几下，想说什么，最终却没出声，只是深深地、复杂地看了一眼自己这位行事越来越让他琢磨不透的亲家。
傅鉴飞抬手，轻轻按在佛生剧烈起伏的、还显单薄的肩膀上。少年颤抖着，却没有再发出声音，只是死死咬着下唇，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倔强地仰头盯着傅鉴飞。
“佛生，”傅鉴飞的声音低沉而温和，“药柜还在，药戥子还在，济仁堂的招牌还在。这柜台再好，终究是块木头。”他的目光扫过柳明娟年轻而充满希冀的脸，又掠过朱师爷那张写满世事沧桑与不解的脸，“去做事吧。人抬人，总比抬木头强。木头断了，还能找；人命没了，就真没了。” 最后几个字，他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带着医者刻骨的清醒与重量。
傅鉴飞拆门板的消息，像一块投入武所城这潭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水中的巨石，激起的浪花远超预料。有人竖起大拇指，赞一声“傅先生高义！”；有人摇头叹息，骂一句“败家子，祖宗家业都敢拆”；更多的人则是在惊愕之后，心头被某种暖热的、沉甸甸的东西撞了一下。
这消息甚至传到了县苏维埃那间简陋的办公室。李主席——一个脸庞黝黑、额头上有道浅浅刀疤的中年汉子——正和几个干部围着火油灯研究运动会的组织路线图。听到消息，他猛地抬起头，眼中先是不敢置信，随即爆发出一种极为复杂的光芒。他沉默了足有半分钟，粗糙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着，灯光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跳动的阴影。最终，他重重一拳砸在摊开的地图上：“好！好一个傅鉴飞！这份情，咱们苏维埃记下了！通告各乡各村的农会、赤卫队，还有城里的小商贩、手艺人，都看看！看看人家傅先生是怎么支持咱们工农自己的事业的！不能光让人家出血！咱们得动起来！有力出力，有物出物！” 他声音洪亮，带着一种被点燃的激动，“告诉后勤的老张，运动会那天，济仁堂药铺的救护点，给我摆在最显眼、最当道的位置！牌子，要挂得最高！”
李主席的这番话，像一道无形的命令，又像一 把投入干柴的火种。一种更广泛、更复杂的动员力量，开始在武所城及周边乡村悄然涌动。
就在济仁堂对面那条窄巷的深处，住着个姓王的皮匠，手艺极好，性子却像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早年他在城里摆摊，被几个白军兵痞砸过摊子抢过皮料，从此恨透了穿军装的。后来红军来了，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赤卫队也穿灰布军装，他对“当兵的”的恶感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转移了过来。听说傅鉴飞拆了门板做担架，他先是嗤之以鼻地骂了句“傻佬”，可当他看见几个穿着灰布军装、胳膊上系着红布的年轻赤卫队员，汗流浃背地从城外扛来粗大的毛竹，就在南门坝的河滩地上笨拙地尝试着削砍捆绑，试图制作简易担架时，王皮匠那满是褶皱的老脸抽动了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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