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刚过，院角那棵老槐树抽出了嫩黄的新芽。星期天早晨，阳光透过糊窗纸的破洞，在何家小屋的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斑。何雨水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方桌旁，正埋头写作业。她身上那件打了补丁却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挽着，露出细瘦却不再枯柴般的手腕。铅笔在粗糙的作业本上沙沙作响，字迹工整清秀。

桌上摊开的是一本崭新的《算术练习册》，旁边还有半块用油纸包着的桃酥——那是昨天李建国从丰泽园带回来的“折箩”点心，特意留给她的。

“雨水，写完了没？该去倒尿盆了！”里屋传来傻柱含糊的嘟囔，带着宿醉未醒的鼻音。

“马上就好，哥。”何雨水头也不抬，笔下不停，“最后两道应用题。”

若是半年前，听到哥哥这样的催促，她会立刻放下笔，怯生生地端起那个散发着骚味的搪瓷尿盆，低着头匆匆穿过院子，生怕撞见任何人。但现在，她只是微微皱了下眉，手上速度更快了些，直到把那两道关于“工人生产零件”的应用题完整解出，验算无误，才合上作业本。

她起身，动作利落地收拾好书本，将它们整齐地摞在桌角一个干净的纸盒里——那是李建国给她装旧课本用的。然后才端起尿盆，拉开吱呀作响的破木门。

初春早晨的空气还带着寒意，但阳光很好。何雨水挺直了有些单薄的脊背，迈着稳稳的步子穿过中院。正在门口生炉子的二大妈抬头看见她，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笑容：“雨水起这么早用功呢？”

“二大妈早。”何雨水点点头，声音清晰，不再是以前那种蚊子哼似的含糊。

倒完尿盆，仔细刷洗干净，她回到水槽边洗手。冰凉的自来水冲在手上，她看着自己虽然依旧瘦小、却不再脏兮兮黑乎乎的手，想起几个月前，李建国第一次递给她那个香喷喷的烤红薯时说的话：“雨水，手干净，心才能亮堂。好好读书，书里有出路。”

她那时只是懵懂地点头，觉得建国哥哥给的吃的真香。但后来，建国哥哥不只是给她带吃的——有时候是几个白面馒头，有时候是一小罐猪油，有时候是几支铅笔、几个本子。他总是说：“这是酒楼里剩下的，别浪费。”或者说：“我用不着的，你拿去。”

更重要的是，他偶尔会问她功课。一次她有道算术题不会，蹲在自家门口拿树枝在地上划拉，李建国下班回来看见，就着昏暗的天光，三言两语给她讲明白了。从那以后，她遇到难题，就敢去后院找他问了。他总是很耐心，讲得比老师还清楚。

物质上的支持让何雨水脸上渐渐有了血色，身上不再长虱子，冬天手脚也不再生冻疮。而学习上的点滴进步，则像春雨，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她干涸的心灵。

去年期末，她破天荒考了全班第三。发成绩单那天，她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在胡同口站了很久，第一次鼓起勇气，等李建国下班回来时，把成绩单递给他看。

李建国推着自行车，就着路灯看了，脸上露出真心的笑容：“好样的，雨水！继续努力，下次争第一！”

就这一句话，让何雨水觉得，那些挑灯夜读的夜晚，那些省下玩耍时间做的习题，都值了。

这学期开学后，变化更加明显。她不再是班上那个缩在角落、衣服破旧、浑身异味、谁都可以欺负两句的“傻柱的妹妹”。她的作业总是工整按时，课堂上敢举手回答问题了——虽然声音还不大，但至少敢开口了。班主任是个严肃的中年女老师，有次在班会上特意表扬了她：“何雨水同学进步很大，大家要向她学习这种刻苦的精神。”

那天放学，同院的几个女孩破天荒地等她一起走，虽然话不多，但至少不再用那种看脏东西似的眼神瞟她。

此刻，何雨水洗干净手，回到屋里。傻柱已经爬起来，正就着昨晚的剩菜汤泡窝头，看见她进来，含糊道：“赶紧吃，吃完把衣服洗了。”

“哥，我上午得去学校。”何雨水平静地说，“老师让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去帮忙出黑板报，宣传‘爱国卫生运动’。”

傻柱愣了下，歪头看她：“你？出黑板报？”

“嗯。”何雨水从筐里拿出一个窝头，就着白开水慢慢啃。窝头很硬，拉嗓子，但她吃得认真。建国哥哥说过，食物是力气，要细嚼慢咽。

傻柱挠挠头，没再说什么。他这个妹妹，好像不知不觉间，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具体哪儿不一样，他说不上来，就是……腰杆好像直了点，说话清楚了点，眼神也不像以前那样总是躲躲闪闪、可怜巴巴的。

何雨水吃完，把碗筷刷了，又从床底拖出一个旧布袋。里面是她最宝贝的东西：几本从旧书摊淘来的《少年文艺》、《儿童时代》，虽然都是过期的，但被她保存得整整齐齐；一个铁皮铅笔盒，里面有两支带橡皮头的铅笔和半截珍贵的蜡笔，是李建国给的；还有一本用旧账本反面订成的“摘抄本”，上面工工整整抄着她觉得好的句子，有些是从李建国给她的旧报纸上看的，有些是从那些旧杂志里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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