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渐深，曹州城外的原野，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近乎悲壮的丰饶。唐军溃败时遗弃的尸骸与兵甲早已清理掩埋，血迹被几场秋雨冲刷得只剩下淡淡的、渗入土地的暗褐色。曾经被战火蹂躏、被铁蹄践踏的土地，在被分配给无地流民和立功将士之后，竟然奇迹般地焕发出生机。

虽然错过了春耕的最佳时节，但抢种的荞麦、蔓菁、萝卜等短季作物，依然在秋阳下顽强地抽枝展叶，为灰黄的大地点缀上片片新绿。更远处，那些未被战火彻底摧毁、如今纳入“公田”统一管理的原有农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已经开始泛黄，在风中掀起层层波浪，散发出谷物特有的、令人心安的香气。

这是曹州大捷后的第一个秋天，也是“大齐冲天护国大将军”黄巢正式确立名位、开府建制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

西城门外，昔日血肉横飞的战场，如今成了新军的演武场和工坊扩建区。震耳欲聋的，不再是厮杀与爆炸，而是整齐的操练号子、叮当的打铁声、以及新式水轮带动锯木机的轰鸣。一队队穿着统一（虽然布料依旧简陋）玄色军服、佩戴着新颁发“大齐”徽记的士卒，在军官和教导队的带领下，进行着更加严苛和系统的训练。阵列变换、兵器格斗、弩箭射击、乃至小队协同攻坚……一切都有条不紊。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老兵，被提拔为新的火长、队正，言传身教。新招募的士卒，眼神中的茫然与惶恐正逐渐被专注与坚毅取代。

震雷营扩大了编制，从八十人增加到两百人，有了独立的营区和更加专业的训练设施。鲁方带着一批新选拔的工匠，在反复试验一种可以抛射更远、更准的简易“掷雷车”，虽然还是雏形，却已展现出令人期待的前景。葛老七的火药工坊搬到了更深的山腹中，产量和稳定性都在稳步提升，他偶尔会望着新配方的试验记录，眼中闪烁着近乎痴迷的光，嘴里喃喃着旁人听不懂的“燃速”、“爆压”之类的词。

赵璋成了最忙碌也最“富有”的人。他的“大将军府度支曹”从几间破屋扩展成了一处像模像样的衙署，算盘声昼夜不息。府库虽然远未充盈，但秩序已然建立。收缴的唐军物资、新制的军械、城中“劝借”与合理税收得来的钱粮、乃至工坊产出用于交换的部分产品，都被分门别类，登记造册，支取核销，有了初步的流程。他开始尝试推行一种简化但统一的记账法，并着手编制来年的预算——尽管他知道，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下，预算更像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陈平的“监察”与“教化”之手伸得更长、更细。营啸的教训让他不敢有丝毫懈怠。新的《大齐军律》和《民约》被刻成木牌，悬挂于各营、各坊、各里。教导队的人数扩充了一倍，他们不仅宣讲军规大义，也开始传授最简单的文字和算数，并在潜移默化中，将“黄大将军”、“大齐”、“均平富”这些概念，深深植入新老军民的心中。城内的治安明显好转，小偷小摸和打架斗殴锐减，一方面是因为法度渐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多数人看到了活下去、甚至活得更好的希望，不愿再轻易触犯可能失去这希望的规矩。

尚让的儒雅与智谋，在政权初创的繁琐政务中得到了充分施展。他协助黄巢搭建起了大将军府的基本框架：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曹（暂未设尚书，由核心文武兼任或选派能吏主持），并设立了直接向黄巢负责的“参谋司”（由尚让主理，汇集军事谋略）和“匠作院”（由鲁方、葛老七等牵头，统筹技术研发）。虽然一切都很简陋，人员也多是半路出家，但一个不同于旧唐藩镇、更具进取心和制度雏形的军政体系，已然初具轮廓。

变化最深刻的，或许在田间地头，在街巷坊间。

“均田令”开始以曹州为中心，向周边被大齐控制的区域推行。虽然田亩清查、分配牵涉无数具体而微的矛盾与阻力，进展缓慢，但方向已经指明。许多原本一无所有的流民和佃户，生平第一次拿到了盖有“大齐冲天护国大将军府”印信的田契（哪怕是临时的），尽管只是三五亩薄田，却足以让他们热泪盈眶，视若珍宝。他们弯下早已被生活压弯的脊梁，用粗糙的双手，无比珍惜地侍弄着这些属于自己的土地，眼中重新燃起了属于“家”的光芒。

工匠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第一批正式授予“匠师”荣衔的名单公布，鲁方、葛老七赫然在列，另外还有七八名在军械、营造、医药等方面确有专长的工匠。他们获得了额外的津贴，家眷享有赋税减免，见官不拜。消息传出，不仅曹州本地的匠人干劲十足，更有远处的工匠闻风来投。工坊区持续扩建，除了军械，也开始尝试制造改良的农具、水车，甚至计划开设织坊、瓷窑，试图逐步建立起不依赖外部输入的生产体系。

民心，在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中，真正地沉淀下来，生根发芽。街头巷尾的议论，不再是关于“雷神”的神话，而是“今年地里收成估摸着能打几石”、“王铁匠家小子进了匠学堂”、“东城李寡妇领了抚恤，还分了一块菜地”这样具体而微的烟火话题。一种劫后余生、并且相信明天会更好的踏实感，弥漫在曹州的空气里，混合着炊烟、汗水和泥土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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