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 3 月 5 日的县城，惊蛰刚过，风里还裹着残冬的凉意。柏油路上的积雪已融得只剩墙角的零星硬块，被来往的自行车碾成黑污的泥粒，粘在车胎上，甩在路边的排水沟里，泛着浑浊的光。国营百货大楼斜对面的 “红旗文具店” 刚开门，老板娘正用抹布擦着玻璃柜台，里面摆着铁皮铅笔盒、英雄牌钢笔，还有叠成摞的牛皮纸 —— 麦秋要找的，正是这种厚韧的牛皮纸，王科长说，腌菜坛的粗布套必须换成纸套，不然连仓库都进不了。

麦秋赶着驴车停在文具店门口，老灰驴的蹄子在柏油路上叩出 “嗒嗒” 的轻响，车斗里装着半袋麦麸（给驴当饲料）和一个布包，包里是麦花画的标签草图、仅有的三百块钱，还有张折叠整齐的百货大楼试销协议。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领口缝着块补丁，是张大妈去年帮他补的，袖口磨得发亮，露出里面的棉絮 —— 这是他最好的进城衣裳，平时舍不得穿。

“同志，要买点啥？” 老板娘抬起头，梳着齐耳短发，脸上带着国营商店特有的客气，目光扫过麦秋沾着泥点的裤脚，却没露嫌弃，只是指了指柜台里的纸，“要牛皮纸？有两种，厚的八分钱一张，薄的五分钱，厚的更结实，包坛子合适。”

麦秋伸手摸了摸厚牛皮纸 —— 纸质粗糙，却很韧，攥在手里能感觉到纤维的纹路，确实比粗布套显干净。“俺要二十张厚的，再要一卷麻绳。” 他掏出钱，数了一块七毛二递过去，老板娘找零的时候，他忍不住问：“大姐，您知道哪儿能印标签不？就是贴在坛子上的，要印字和画。”

老板娘想了想，指了指城东的方向：“国营印刷厂在那边，不过他们只接大订单；要是印得少，你去城南的窄巷找老王，他开了个小印刷厂，专接散户的活，就是机器老点，得等。”

谢过老板娘，麦秋赶着驴车往城东走。国营印刷厂的红砖楼很显眼，门口挂着块刷着红漆的木牌，写着 “县国营印刷厂 —— 为人民服务”，传达室的窗户敞开着，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大爷正趴在桌上看报纸，老花镜滑到鼻尖。

“大爷，俺想印点标签，就五百张，您看能印不？” 麦秋递过草图，纸上画着棵白菜，旁边写着 “红星村手工腌菜 ——1982 年春制”，字是麦花用毛笔写的，笔画工整。

大爷接过草图，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把报纸往桌上一拍：“五百张？太少了！我们这儿最小订单也得五千张，还得先交一半定金，你这点活儿，机器都调不好版，没人愿意接。” 他指了指厂内，能看到车间里的大型印刷机，“那机器一响，一天能印几万张，你这五百张，不够耽误功夫的。”

麦秋急了，从布包里掏出试销协议：“大爷，俺跟百货大楼有合作，这次是试销，卖得好以后肯定要长期印，您通融下，哪怕贵点也行。”

“通融不了！这是厂里的规定，我做不了主。” 大爷摆了摆手，拿起报纸继续看，不再理他。麦秋站在传达室外，心里发沉 —— 要是印不了标签，试销的货就没法上柜，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他没敢走，蹲在厂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进进出出的工人，想找个人问问。过了半个钟头，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年轻人推着自行车出来，车后座绑着个工具箱，是排版车间的小李，刚下班。“你蹲这儿干啥？找印刷厂办事？” 小李停下车，他脸上带着点学生气，不像传达室大爷那么刻板。

麦秋赶紧站起来，把情况说了说，小李叹了口气：“不是我不帮你，厂里确实有规定，小订单不接。上次有个老乡来印酱油标签，就三百张，厂长说‘浪费油墨’，直接给拒了。你要是不急，去城南找老王，他那台圆盘印刷机虽然老，印小订单还行，就是得等，他一个人又排版又印刷，慢得很。”

小李还详细说了老王作坊的位置：“从这儿往南走三条街，拐进‘月牙巷’，巷口有棵老槐树，老王的作坊就在槐树后面，门牌号是 15 号，门口堆着旧纸壳，很好找。”

麦秋谢过小李，赶着驴车往城南走。月牙巷确实窄，只能容一辆驴车通过，两侧是低矮的土坯房，墙面上刷着 “计划生育好” 的标语，巷口的老槐树枝桠光秃秃的，还没发芽，树下坐着个纳鞋底的老太太，看到麦秋的驴车，笑着指了指：“找老王吧？往里走，第三个门就是，他正修机器呢。”

老王的作坊是间小平房，门没关，里面飘出淡淡的油墨味。麦秋走进去，看到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正用扳手拧着台黑色的圆盘印刷机，机器上沾着干涸的油墨，像块黑痂，旁边散落着螺丝刀、镊子，还有几卷不同颜色的油墨。“你是来印东西的？” 老王头也没抬，声音沙哑，手上的老茧比麦秋的还厚，指关节上有道疤痕，是常年跟机器打交道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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