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 12 月下旬的红星村，被一层薄雪盖着，麦田里的残茬露出点点枯黄，与白雪相映，倒添了几分素净。村口的老槐树枝桠上挂着冰棱，风一吹，“叮叮当当” 响，像是在预告年关的到来。村民们忙着扫雪、晒腊肉，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着袅袅炊烟，空气里混着煤烟味、腊肉香，还有孩子们偶尔点燃的小鞭炮声，年味一天比一天浓。

打麦场早已被清扫干净，积雪堆在角落，露出平整的青石板地面。场中央摆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本泛黄的账本（封面写着 “红星村 1983 年收支明细”）、一个铁皮钱盒（还是之前结货款用的那个，边角掉了漆），还有一把算盘（黄铜算珠被摸得发亮）。张老根大爷穿着件新缝的黑棉袄，坐在桌旁，手里捏着烟袋锅，等着村民们到齐 —— 今天是年终分红的日子，是全村最热闹的一天。

麦秋早早地来了，阿黄跟在他脚边，趴在雪地上，尾巴时不时扫过地面，把雪扫出一道道痕迹。他穿着北京农业大学的校服外套（洗得有些发白，却依旧平整），手里拿着笔，准备帮张老根大爷记账。村民们陆续赶来，男人们穿着厚实的棉袄，女人们挎着布兜（准备装分红的钱），孩子们跟在后面，脸蛋冻得通红，吵着问 “能分多少糖”。

“人都到齐了，俺念下今年的收支！” 张老根大爷敲了敲烟袋锅，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能传到打麦场的每个角落。麦秋翻开账本，念道：“1983 年，全村卖麦秸挂饰八百个、腌菜礼盒五百个，总收入一千八百元；支出方面，买麦秸、布料等原材料三百二十元，缝纫机、捆扎机等设备折旧八十元，送货路费、麻绳等杂费五十元，剩余一千三百五十元。经村民商量，每户分六十元，十八户共一千零八十元，剩下的二百七十元，留作明年的麦种钱和设备维修费。”

话音刚落，村民们就炸开了锅，脸上都笑开了花。“六十块！比去年多了二十块！” 张大妈第一个走到桌前，接过麦秋递的钱 —— 三张十元的、六张五元的，她小心地把钱摊开，对着阳光照了照（怕收到假钱），又一张一张数了三遍，才塞进布兜最里面，“俺要给俺家老汉买件新棉袄，再扯块布给孙女做条花裙子！”

李婶也笑着上前领钱，攥着钱的手都在抖：“俺要给娃买台半导体收音机，再买斤糖果，让娃们过个甜年！” 男人们则盘算着买酒、买烟，或是添些农具，孩子们围着麦秋，吵着要糖果，麦秋从布包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水果糖，每人发两块，是透明玻璃纸包的，甜香混着雪的寒气，飘得老远。

阿黄也凑过来，用鼻子蹭蹭麦秋的手，麦秋笑着剥了块糖，放在它嘴里，阿黄嚼着，尾巴摇得欢，惹得孩子们围着它转，你一言我一语地喊 “阿黄真乖”。

分红结束，村民们三三两两地回家，讨论着年货的打算，打麦场上的笑声久久不散。麦秋自己留了一百块（是之前送货攒的工钱，加上分红的六十块，共一百六十块），他想给家里添点新东西：娘一直想要台收音机，爹的旧中山装早就磨破了袖口，弟弟妹妹的棉袄也短了，还得买张新桌子、两把椅子，让家里的陈设更像样些。

第二天一早，麦秋骑着凤凰单车进城，阿黄跟在后面跑，雪地里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县城的主街早已挂满了红灯笼，家家户户的门窗都贴了红剪纸，年货市场挤得水泄不通：卖春联的摊位前，红对子堆成了山，摊主挥着毛笔，“刷刷” 地写着 “恭喜发财”；卖糖果的柜台里，水果糖、奶糖、花生糖摆得满满当当，售货员用秤称着糖，吆喝着 “糖果 —— 三毛一斤 ——”；卖年画的摊位前，孩子们围着看，上面印着 “年年有余”“五谷丰登” 的图案，热闹极了。

麦秋先去了国营百货店，二楼的家电专柜摆着几台 “红灯牌” 收音机，黑色的机身，上面印着红色的 “红灯” 字样，旁边的木牌写着 “三十五元”。售货员是个中年妇人，看到麦秋，笑着说：“小伙子，买收音机给家里过年？这台红灯牌的好，声音清楚，还能收好几个台，俺家就用这个，听评书、听新闻都方便。”

麦秋摸了摸收音机的机身，冰凉的塑料壳，沉甸甸的，他试着打开开关，里面传来清晰的评书声，声音洪亮，没有杂音。“就买这个！” 他付了钱，售货员用牛皮纸把收音机包好，还送了两节电池：“新电池，回去就能用，不用再跑一趟买电池了。”

接着去买中山装，男装专柜的中山装挂在衣架上，藏蓝色的卡其布面料，领口和袖口都缝得整齐，标价四十元。麦秋比了比爹的身高（之前在家量过），选了件 175 码的，售货员帮着叠好，放进纸袋里：“这布耐穿，洗了也不起球，你爹穿肯定精神。”

然后去买孩子们的棉袄，童装专柜的棉袄有红色、蓝色两种，是碎花棉布做的，里面填着新棉花，标价十五元一件。麦秋给弟弟买了蓝色的，给妹妹买了红色的，还买了两双新棉鞋（黑色灯芯绒面料，鞋底是橡胶的，十元一双），让弟弟妹妹过年能穿得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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