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方向的官道上，硝烟味还没完全散干净。路面被炮弹炸出的坑洼里积着昨夜的雨水，混着焦黑的碎木屑——那是上个月日军炮轰村庄时，烧塌的房梁残骸。任天侠骑着一匹枣红色的战马走在最前，马镫上还沾着徐州战场的黄泥，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枪套磨得发亮，指节分明的手始终按在枪柄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身后跟着的是独立旅的骑兵团，士兵们的绑腿都松了半截，裤脚沾着草屑和血痂，却依旧保持着整齐的队列。每个人的肩上都扛着步枪，枪托上刻着的名字被摩挲得光滑——那是他们牺牲战友的记号。一阵风吹过，卷起地上的纸钱灰，那是村民们昨天给阵亡士兵烧的，任天侠的目光扫过灰屑，眼神沉了沉，马蹄踩过坑洼，溅起的泥水打在马靴上，他却浑然不觉。

“旅长！”通信兵小李骑着马从后面追上来，手里攥着一份叠得整齐的电报，纸角都被汗浸湿了，“军区的急电！”

任天侠勒住马，枣红马打了个响鼻，前蹄在地上刨了两下。他接过电报，指尖触到纸面上的油墨，军区的印章鲜红刺眼。展开一看，上面的字不多，却字字清晰：三日后召开夏季攻势总结表彰会，需独立旅旅长、政委参会，汇报消灭日军建制师团经验。

“回旅部。”任天侠把电报递给身边的芦淑芳，声音还带着战场的沙哑。芦淑芳接过电报，借着天光仔细看了一遍，眉头微蹙：“消灭建制师团的经验，得好好准备，不能只说我们俩的功劳。”

回到独立旅旅部时，天已经擦黑了。旅部是一间临时征用的民房，墙面上还留着日军机枪扫射的弹孔，被糊上了黄泥。谷士聪、张克昌、于龙飞已经在屋里等着，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灯光摇曳，把几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桌上摊着厚厚的战报，还有一张手绘的徐州战场地图，上面插着的小红旗和小蓝旗密密麻麻，标记着曾经的阵地。

“都看看吧。”任天侠把电报放在桌上，手指敲了敲桌面，“军区要听经验，重点是一线官兵的事。”

谷士聪拿起电报，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反射着煤油灯的光：“我来起草报告。”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稿纸和一支钢笔，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得把二营的事写进去——二营营长赵刚，为了炸掉日军的碉堡，抱着炸药包冲上去，最后只剩一只军靴找回来。还有三排的小战士陈小满，才十八岁，用身体挡住日军的刺刀，保护了负伤的战友。”

芦淑芳拿起桌上的伤亡名单，指尖轻轻摩挲着上面的名字，声音有些哽咽：“这些孩子，很多都是刚参军没多久……报告里一定要把他们的事迹写清楚，让军区知道，这场胜利是他们用命换的。”

张克昌坐在一旁，手里攥着一个弹壳，那是从他胳膊里取出来的日军子弹：“旅长、政委去参会最合适。旅长在前线指挥，政委熟悉部队情况，汇报的时候也能把一线的事说透。”

于龙飞点头附和：“我和老张在旅部盯着，确保后方没问题。”

几个人又商议了一阵，确定了报告的框架，谷士聪便拿起钢笔，在煤油灯下端详着稿纸，开始动笔。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哨兵换岗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肃穆。

出发去军区的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雾还没散。任天侠和芦淑芳各自骑着马，身后跟着两个警卫员。马蹄踩在湿漉漉的官道上，发出“嗒嗒”的声响，雾气打湿了他们的军装，衣领上凝结着细小的水珠。芦淑芳看任天侠一直沉默，便轻声说道：“到了军区，先跟李司令打个招呼，他一直很关心咱们旅的情况。”

任天侠“嗯”了一声，目光依旧望着前方，雾气中隐约能看到远处的树林，让他想起徐州战场的阵地：“昨天收到消息，三营的伤兵已经转到后方医院了，就是……牺牲的战士，还没来得及立碑。”

芦淑芳心里一沉，她知道任天侠还没从战场的伤痛里走出来。从徐州撤退的时候，他亲自背着牺牲的通信兵走了十几里路，直到把人交给收容队，才肯休息。她拍了拍任天侠的胳膊：“等会议结束，咱们回来就办这件事，给每个牺牲的战士都立块碑，刻上他们的名字。”

快到军区驻地时，雾气渐渐散了。远远地就能看到军区的哨兵，穿着整齐的军装，端着步枪站在哨位上。看到任天侠和芦淑芳过来，哨兵立马立正敬礼，只是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惧，手都有些发颤，枪托轻轻碰到了地面。

走进军区大院，路上遇到的官兵更是如此。两个年轻的士兵端着枪巡逻，看到任天侠，脚步顿了一下，立马挺直了腰板，敬礼的动作格外标准，却不敢抬头看他；一个炊事员端着一桶热粥从厨房出来，看到任天侠，脚步没稳住，粥洒了一点在地上，他赶紧低头道歉：“旅长好！对不起，我……”

任天侠摆了摆手，没说话，继续往前走。芦淑芳看在眼里，心里有些明白——任天侠身上的杀气太重了，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带着血腥味的气场，她天天跟他在一起，早已习惯，可旁人一靠近，就能感受到那种让人窒息的压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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