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预流说，有过一句话，“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前面说啥不重要，重要是搞学问，不能闭门造车。

周一良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说考古学也不能说错，中国考古确实离不开文献。比如研究古钱币，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只要历史考古都要从文献去验证。

然而考古学也不仅仅有历史考古，还有史前考古，还有科技考古还有环境还有农业考古各个分支，这是一门需要融会贯通，多学科交叉的学科。

然而，那是其他。

苏亦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他是被宿白先生用佛教考古的名义招收来的。

你都研究佛教考古了，连佛教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还研究哪门子佛教考古？

这样一来就必须要学习佛教史，以及佛教文献，而，佛教史的研究又离不开敦煌文献。所以绕了一圈回来还是要回到敦煌学，似乎，王永兴先生开设的敦煌学苏亦怎么都绕不开。

谈论完别人，周一良回归到自己学术生涯。

“我的一生，早年跟随着陈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留学期间学习日文、梵文，归国教书的三四年还可以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后面，只要研究日本史以及亚非史了。”

说着，周一良问，“看过我跟吴于廑先生编着的《世界通史》吗？”

这就尴尬了。

苏亦还真没看过。

他知道这本书，但确实没看过。

因为他前世看的都是吴于廑，齐世荣编着的高教版《世界史》，所以，苏亦只能摇头，“听说过，但还没来得及看，那天在图书馆遇到您，就打算去借阅，但这段时间太忙了，一直没时间。”

顿时，周一良就发出爽朗的笑容，“没看过也不要紧，我与吴于廑先生联合主编的《世界通史》时说，该书力破`欧洲中心论'观点，所以这书，虽然材料具体丰富而确切，但在观点上不求新奇，采用可信有据的公认结论。不过要说本书的特色，就是增加了大量亚非史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比起前苏联的教材，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各大学历史系教师普遍认为相当合用。你可以看一看，但因为是以苏联的《世界通史》为了蓝本，在框架上，并没有脱离太多，合适当基础读物。”

周一良对自己学术的评价，算是非常客观了。既不盲目自夸，也不妄自菲薄。

苏亦对此也是认同的。

他对世界史了解不多，但据他所知，世界通史差不多就三种模式，一种是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世界通史，与其说是世界史还不如说是欧洲史；另外一种就是苏联编着世界通史，周一良跟吴于廑编着的版本大抵属于这类。

剩下最后一种就是吴于廑，齐世荣编着的高教版《世界史》，也是吴于廑提倡的中国风格世界通史，直接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史里面论述。

哪种好，哪种坏？

反正欧洲中心说，除了看到欧洲学者傲慢之外，也就没剩下啥了。比如前世苏亦看《剑桥中国史》的时候，也是一言难尽。

当然，国内编着的教材，意识形态也很浓，尤其是北大编着的，动不动批判古人封建意识浓厚走不出时代的怪圈。尤其是他当初看北大中哲教研室编着的《中国哲学史》的时候，都忍不住皱眉头。

当初无聊的时候，去北大哲学系蹭课，还听过杨立华教授讲宋明理学，然后，这教授特别喜欢张载，却极度鄙视苏轼跟白乐天。当时，苏亦只能感慨，北大的教授就是牛，啥都敢讲。

嗯，当初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也是在这位教授的推荐去翻看的。

嗯，跑题了。

回归周一良先生。

周先生刚说完他编着的《世界通史》，就直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苏亦，“其他的着作，我可能没有，但这本书，我家是不缺的。你要是读本科，估计就会给你们发这本教材了。据我所知，咱们北大历史系还在用这本书当教材。”

长者赐不敢辞。

苏亦接过书，想了想，就说，“要不，周先生你给我签个名吧？”

周一良哑然失笑，却不拒绝，直接从口袋逃出钢笔，唰唰的，就写着自己的名字。

然后又写下一段话。

“愿苏亦同学在学术之路上，能够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共勉!”

看到这话，苏亦接过书，然后站起来，鞠躬，“学生一定谨记先生的教诲。”

周一良露出满意的笑容，示意他坐下，“不用如此正式，我们的学术之路，自当如此而已，不然，蹉跎岁月，沦为工具，为他人所利用。”

这话或许就是周一良一生坎坷经历最大的感触吧。

那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出自于哪里呢？

是出自于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铭中所说：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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