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天者群物之祖，故遍复包含而无所殊。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无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夫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古之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臣又闻之：聚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晻与暗字通。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之大者，君子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着。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无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者，救敝之术，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不待救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大汉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犹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大治而今远不逮，安所缪盩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与天同意者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被朘削，濅以大穷，死且不避，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之所以不可胜者也。公仪子相鲁，至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之，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红读如工。夫皇皇求财利，尝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惟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祸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且臣闻《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壹，法度可明，民乃知所从矣。

这篇文字，最合汉武帝之微意。汉武帝年少气盛，好高骛远，要想大做一番事业，振古烁今，可巧董仲舒对策，首在兴学，次在求贤，最后进说大一统模范，请汉武帝崇正黜邪，规定一尊，正是汉武帝有志未逮，首思举行，所以深相契合，大加称赏。当下命董仲舒为江都相，使其辅佐江都王刘非。

江都王刘非与汉武帝刘彻为同父（即汉景帝刘启）异母之兄弟，年长刘彻十二岁。汉景帝在位二年（公元前155年）被立为汝南王，次年封为江都王。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刘非年方十五岁，他奋勇参战，立下大功，转封为江都王，国都广陵（今扬州），治理原来的吴国。

江都王刘非此人粗暴、蛮横，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对董仲舒非常尊重。而且江都王刘非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象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

但董仲舒是主张“春秋大一统”的，因此，对于刘非的发问，他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指出：“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于取得成果）的人。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也羞于提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只是耍手段而已，所以不足以被真正有道义的人提及。”暗示江都王刘非不要称霸。

丞相卫绾，闻得汉武帝嘉美仲舒，忙即迎合意旨，上了一本奏牍，说是各地所举贤良，或治申韩学，申商韩非。或好苏张言，无关盛治，反乱国政，应请一律罢归。汉武帝自然准奏，除公孙弘严助诸人，素通儒学外，并令归去，不得录用。

卫绾还道以为揣摩中旨，可以希宠固荣，保全禄位，那知汉武帝并不看重，反因为他拾人牙慧，格外鄙夷。不到数月，竟将当了三年丞相的卫绾罢免，改用窦婴为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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