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有一件事。”林凡在总结时说，“联盟设立‘匠星奖’，每年评选十位在基层默默奉献的传统工匠。获奖者可以获得奖金、培训机会，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的技艺会被系统记录、研究、传承。”

台下响起掌声。这一次，是发自内心的。

散会后，林凡最后一个离开。秘书递给他一份材料：“林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边发来了会议议程草案。另外，老家那边来电话，说您父亲问祠堂修缮的具体时间。”

林凡揉揉太阳穴：“帮我订周末回老家的票。联合国会议……安排在下周三晚上吧，视频参加。”

“可是下周三晚上您已经安排了三场——”

“那就压缩成两场。”林凡打断，“有些事，必须亲自做。”

周五傍晚，林凡独自坐上回老家的高铁。

玛雅和林愿没跟着来——林愿有些感冒，玛雅要照顾她，而且绘本创作进入了关键期。林凡看着窗外飞逝的田野，忽然有种奇异的感受：这趟旅程，像是某种回归仪式。

父亲在车站等他，开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车里有一股木屑和桐油混合的味道，是林凡从小闻惯的。

“吃了没？”父亲问。

“车上吃了点。”

“你妈炖了鸡汤。”

简短的对话后，就是沉默。但这次的沉默不尴尬，而是一种默契——两个男人都知道要做什么，不需要多余的话。

祠堂在老村东头，是林氏宗族三百年前建的。三进院落，青砖灰瓦，木雕精美但已斑驳。门口那对石狮子，一只耳朵缺了半块，据说是文革时被砸的。

“旧瓦拆了，椽子露出来了。”父亲打着手电，带林凡走进正厅，“你看，大梁上有题记。”

手电光柱里，一行墨字清晰可见：“大清道光二十三年岁次癸卯仲秋吉旦林氏合族重建”。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林凡轻声念出，“鸦片战争刚结束。”

“对。”父亲说，“那年咱们这儿闹饥荒，但族人还是凑钱重修了祠堂。老祖宗们觉得，房子可以破，祠堂不能倒。”

林凡用手触摸那些梁柱。木材是楠木，近两百年过去，依然坚实，只是表面有了裂纹和虫蛀的痕迹。

“怎么修？”父亲问。

林凡已经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按最“规范”的做法，应该整体落架大修，更换所有受损构件，做全面的防虫防腐处理。但那样要花几百万，工期至少半年，而且——最重要的是——祠堂会失去“活气”，变成一个完美的标本。

“局部加固，重点保护。”林凡说出自己的想法，“受损的榫卯重新做，虫蛀的部分挖补，裂缝用天然保护剂渗透加固。屋顶瓦片，能用的尽量用，实在不能用的，用同年代的老瓦替换。”

父亲点点头：“不搞大拆大建？”

“不搞。”林凡说，“祠堂不是故宫，它是宗族活着的记忆。修得太新、太完美，反而断了那种记忆的连续性。我们要做的不是让它回到1843年，而是让它从1843年健康地活到今天，再活到未来。”

这个理念，是他在剑桥时想清楚的。不同的建筑，有不同的“生命预期”和“社会功能”，保护策略应该因“建”制宜。

第二天，测绘开始。林凡带来了一套便携式三维扫描仪，父亲则拿出传统的丈杆、墨斗、角尺。两代人，两种工具，开始合作。

扫描仪的激光点在梁柱上游走，电脑屏幕上逐渐构建出祠堂的数字模型。父亲用丈杆量着步架，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记下尺寸，嘴里念念有词：“五举拿头，六举拿头……”

那是古建行当的举架口诀，林凡小时候听父亲念过，但一直没完全懂。

“爸，这口诀能教我么？”林凡问。

父亲看他一眼，似乎有些意外：“你现在用机器就能测出来，还要这老口诀？”

“机器测出来的是数据，口诀里的是智慧。”林凡认真地说，“数据告诉我‘是多少’，智慧告诉我‘为什么是这样’。”

父亲沉默片刻，然后开始讲解：“举架就是屋顶的坡度。咱们北方雨水少，举架就缓些；南方雨水多，举架就陡些。口诀里的‘五举’‘六举’，指的是举高与步架的比例。比例合适，屋顶排水顺畅，结构也稳定。”

他指着正厅的屋顶：“你看，这祠堂用的是五举拿头接六举。为什么？因为正厅要庄严，坡度缓些；前后檐要排水，坡度陡些。老祖宗不懂力学计算，但经验告诉他们这样最合适。”

林凡听着，忽然想起剑桥那位老先生的父亲说的那句话：“木头断了可以接，只要找到纹路相通的地方；文明碎了也可以续，只要找到心意相通的人。”

此刻，他和父亲，就在找那种“纹路相通”。

一天的测绘结束，数字模型基本完成。林凡把数据传回北京团队，让他们做结构力学校核。父亲则开始准备修缮用的木材——不是去市场买，而是从老屋拆下来的旧料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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