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第一天，气氛有些僵硬。各组内部交流还行，但组与组之间几乎不说话。午餐时，大家各自坐在自己的角落。

转折发生在第二天下午。僧伽罗老工匠在教砌墙时，需要一个人扶住刚砌的石块。他下意识地用僧伽罗语喊了句“扶住”，但站在旁边的是一位泰米尔学员，没听懂。

就在老工匠准备用生硬的英语重复时，一位伯格学员用流利的僧伽罗语翻译了。接着，一位穆斯林学员用泰米尔语向那位学员解释。

那一刻，语言不再是障碍，而是桥梁。

随后的工作中，这种自发的翻译越来越多。学员发现，他们这个班级，竟然凑齐了古堡里所有主要语言：僧伽罗语、泰米尔语、阿拉伯语、荷兰语遗存的伯格语，还有作为共同工作语言的英语。

第三天，一个意外让隔阂进一步消融。在拆除腐朽木门时，一位泰米尔学员的手被木刺扎伤，鲜血直流。离他最近的伯格学员立刻从自己包里拿出急救包——他是古堡里的导游，习惯随身携带。

包扎时，受伤的学员用泰米尔语说了句“谢谢”。伯格学员用荷兰语词汇混合英语回答：“不客气，朋友。”

简单的对话，却像一道光，照进了长期阴暗的角落。

第四天，范·德·桑特老先生来视察。他看到不同族群的年轻人一起搬石头、拌灰浆、锯木头，虽然还有些生疏，但已经能够协作。

“我活了七十年，”老先生对苏晓说，“第一次看到古堡里不同社区的人，不是为了抗议或谈判，而是为了建设，坐在一起。这比修复十栋房子都重要。”

第一周结束时，仓库的危墙已经加固，屋顶换了新梁。学员们用剩余的边角料，每人刻了一块木牌，拼成了一面“友谊墙”，挂在仓库入口。

木牌上的图案混合了各种文化元素：僧伽罗的狮子、泰米尔的舞王、伊斯兰的新月、荷兰的风车，还有中国的祥云——是苏晓教的。

“这面墙会留在这里，”苏晓对学员们说，“很多年后，你们的孙子孙女来看，会知道他们的爷爷们曾经一起创造了什么。”

一位穆斯林学员轻声说：“也许他们不会问，‘你是哪个社区的人’，而是问，‘你是哪个工匠的孙子’。”

这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是啊，身份的标签可以很多：族群、宗教、语言、阶层。但“工匠”这个身份，超越了所有这些。它只问手艺，不问来处。

第二周，修复工作继续。学员们越来越熟练，配合越来越默契。休息时，大家开始分享各自社区关于古堡的故事。

僧伽罗学员讲建造城墙的传说：巨象如何搬运巨石。

泰米尔学员讲香料贸易的辉煌：如何用肉桂换取中国丝绸。

穆斯林学员讲小清真寺的建立：如何融合了阿拉伯和斯里兰卡风格。

伯格学员讲红房子的下午茶传统：如何用荷兰瓷器和锡兰红茶创造独特的社交仪式。

这些故事，像一块块拼图，拼出了加勒古堡完整的记忆地图。而修复仓库的过程，就是在修复这张地图的载体。

苏晓把每天的变化记录成报告，发回北京。林凡每次回复都很简短，但充满力量：“继续。你们在创造历史。”

是的，创造历史。不是宏大的、纪念碑式的历史，而是细微的、人与人类系改善的历史。

而这种历史，往往是文明最深层的源流。

德国，科隆大教堂建筑史研究所。

汉斯博士和他的团队正在分析一组特殊的木构节点样本。这些样本来自一座十三世纪的小型教堂，其屋顶结构有些不同寻常。

“看这里，”汉斯指着显微镜图像，“这些榫卯的切割角度，与同时期欧洲常见的直角切割不同，带有微小的斜面。这种设计可以更好地分散应力，防止木材在湿度变化时开裂。”

团队成员马克——就是之前去过中国的那位博士生——调出对比图：“这与我们在‘神仙榫’模型中看到的设计理念相似：不是追求绝对刚性，而是允许微小的弹性变形。”

“但问题是，”另一位学者质疑，“十三世纪，中国工匠可能到达欧洲吗？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

汉斯打开一份刚收到的文献扫描件：“看这个。威尼斯档案馆最近公开了一批中世纪商船日志，其中有一艘1275年从泉州返回威尼斯的商船记录显示，船上有‘匠人三名，善木石’。虽然没有名字，但证明当时确有中国工匠随船西行。”

“那么他们可能先在威尼斯工作，然后技术逐渐传播？”马克推测。

“有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汉斯调出另一份资料，“蒙古帝国时期，欧亚大陆交通空前畅通。一些中国工匠可能通过陆路西行，将技术带到中东，再通过十字军东征等渠道传到欧洲。”

研究还在初期，证据链远未完整。但可能性已经打开：技术的流动，可能比文字的记载更早、更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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