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支队的办公室只剩最后一盏护眼灯亮着，冷白光线斜斜切过办公桌，将耿旭的影子拉得老长，在墙面上投出佝偻的轮廓。他陷在转椅里，指节泛白地捏着那5份泛黄的匿名举报信，指腹的薄茧反复蹭过毛糙的纸边——这是他一下午无意识摩挲的结果，纸张边缘已被磨得起毛卷边。最底下那份案发前三天的举报信，末尾歪歪扭扭的铅笔求救符号被蹭得发灰，却像根淬了冰的细针，精准戳进他的眼底，刺得眼眶发酸。办公桌上的冷咖啡早已凝固成膜，杯壁凝着的水珠顺着杯身滑落，“嗒”地滴在信纸上，晕开一小片模糊的印记，倒让那求救符号更像当年林浩案里，少年指甲掐在作业本上的深痕——两起案件的举报信连纸张的克重、铅笔的HB型号都惊人地相似，连墨水晕开的弧度都如出一辙。

那年也是这样黏腻的初夏，空气里飘着香樟的甜腥味，混合着教学楼后围墙边的霉味。16岁的尖子生林浩从教学楼主楼四楼坠落，洗得发白的蓝白校服裙摆挂在三楼的防盗网上，像一只折断翅膀的白鸟，布料被风吹得簌簌作响。校方当天就用红底白字的KT板贴出“意外失足”的通告，贴在宣传栏最显眼的位置，刚好覆盖了前一天刚贴上的林浩数学竞赛一等奖的表彰照片——照片里少年戴着黑框眼镜，嘴角的小虎牙还露在外面。直到三个月后耿旭接手复查，在档案室积灰的铁柜最底层，翻出那7份用生锈回形针别着的匿名举报信，每份信笺右上角都用红色圆珠笔潦草地标着“查无实据”，最后一份的落款日期是林浩坠楼前48小时，字迹被泪水晕得发皱，纸页边缘还留着干涸的泪痕。“如果当时我能早点看到这些信，如果校方肯拆开那封夹着两根头发的举报信……”耿旭的喉结剧烈滚动，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伸手从抽屉最深处摸出个磨破牛皮封面的笔记本，金属搭扣早已生锈，解开时发出“咔哒”的涩响，里面夹着林浩的学籍照——照片里的少年戴着黑框眼镜，嘴角那颗小虎牙，和江晓宇的一模一样。

他无意识地翻着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记满了林浩案的调查细节，字迹因当时的急切而有些潦草：“护栏无横向擦痕（附照片编号-03）”“体表无陈旧性瘀伤（家属拒绝尸检，附签字回执扫描件）”“霸凌者李哲因未成年未立案（附调解协议编号J）”……每一条黑色字迹都像耳光，抽得他耳膜发鸣，指尖微微发麻。直到一只握着青瓷保温杯的手轻轻放在桌角，杯身印着的荷叶图案还带着体温，尚柳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和，没有一丝刻意的安慰：“这是我泡的枸杞陈皮茶，老法医说陈皮能顺气，我加了两颗冰糖。”她没有凑过来看笔记本，只是拉过折叠椅坐在对面，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杯耳——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性动作，指腹把光滑的杯耳蹭得更亮。“我第一次独立尸检，是个14岁的自杀女孩，穿洗得发白的碎花裙，裙摆还绣着朵小雏菊。尸检报告写的‘窒息死亡’，直到半年后清理物证，才发现她指甲缝里有三根不同的头发，校服领口有男生的白色球鞋印。”尚柳低头吹了吹茶水，热气模糊了她的眼镜片，她抬手扶了扶眼镜，指节有些泛红，“我内疚了整整一年，每次看到碎花裙就手抖，后来老法医把那三根头发装在证物袋里给我，说‘记住这种疼，才能少让别人疼’。”

耿旭的翻页动作骤然顿住，指腹蹭过林浩案的现场照片，纸面的粗糙感透过乳胶手套传来。他抬头看向尚柳，她正用纸巾轻轻擦拭眼镜片，镜片后的眼睛带着法医特有的冷静与共情：“老法医跟我说，刑警和法医的手，既要握得住解剖刀和手铐，也要承得住遗憾。”她将保温杯往耿旭面前推了推，杯盖与杯身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林浩案的举报信被压在铁柜底，江晓宇的举报信我们及时找到了；林浩的尸检没能做完整，江晓宇的骨折和毒物我们查得清清楚楚。遗憾是影子，但你现在追的是光——江晓宇的父母还在警局门口的长椅上等着，那些被刘磊刻过菱形标记的孩子，正躲在被子里看我们的办案进度。”

第二天一早，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带着点清晨的凉意。张婷婷提着个印着小熊维尼的保温桶走进来，桶沿还挂着根粉色的挂绳，绳头系着个小小的铃铛，走路时发出“叮铃”的轻响。“耿队，我妈凌晨五点就起来熬南瓜粥了，加了山药和莲子，熬得烂烂的，养胃。”她不由分说地把保温桶塞进耿旭手里，桶身的温度透过掌心传来，暖得他指尖一麻。没等耿旭开口，就被她拽着胳膊拉出了办公室——张婷婷今天穿了件浅粉色的针织衫，袖口绣着小草莓，头发上别着个银色的星星发卡，和平时干练的警服形象截然不同，发梢还带着点洗发水的清香。车子驶出市区，沿着城郊的林荫路前行，车窗打开着，飘进樟树的清香，混合着路边野蔷薇的甜香。半小时后停在张氏福利院门口，铁门内传来孩子们的笑声，一群穿着蓝色校服的孩子正围着花坛踢毽子，看到张婷婷就像群小麻雀似的围上来，叽叽喳喳地喊着“婷婷姐姐”，有人把手里攥得皱巴巴的糖纸塞到她手里，还有个小女孩偷偷把一朵摘来的小雏菊别在她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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