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生们的焦虑与渴望，并非孤例。在广州、在宁波、在东南沿海各个因海贸而瞬间沸腾起来的城镇，无数像他一样凭借胆识、运气和灵活手腕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新兴海商，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他们富可敌国，箱笼里塞满了来自西洋的银币和奇珍，宅邸修得比有些没落的世家族宅还要气派。但他们走在街上，依然能感受到那些传承数代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投来的、带着毫不掩饰轻蔑的目光。他们被私下称为“幸进之徒”、“逐臭之夫”、“身上带海腥味的铜臭商人”。

这种无形的壁垒，比官府的税卡更让他们感到窒息和愤怒。财富带来了物质享受，却带不来他们极度渴望的“体面”和“尊重”，更无法保障他们财富的安全。他们需要权力，需要地位，需要能在朝堂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需要有人能为他们的利益代言！

于是，一条新的“终南捷径”被迅速开辟出来——捐官。

本朝虽有捐纳制度，但以往多是虚衔散官，荣誉性质大于实权。且多为地方赈灾、河工等临时筹款所设，门槛高，名额少，多为世家大族子弟用来镀金或弥补科举失利的补充途径。

然而，如今情况不同了。皇帝陛下锐意革新，提拔寒门，打压世家，朝廷连续用兵、兴修水利、筹建水师、研制新械，处处都需要钱！国库虽经整顿日渐充盈，但也架不住这如同无底洞般的开销。

嗅觉灵敏的新兴海商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不像世家大族那样吝惜羽毛，顾忌清名，他们追求的就是最直接、最快速的回报！

一场轰轰烈烈的“捐官潮”就此掀起。

广州的海商巨贾一掷万金，为筹建中的南洋水师“捐献”了十艘新式战船，换来了一个从五品的“水师协办”虚衔，但其子侄得以进入水师学堂学习。

宁波的茶丝大王“慷慨解囊”，承担了疏浚运河的大半费用，获得了一个“督漕参议”的名头，虽无实权，却也有了与漕运官员同桌议事的资格。

泉州的陈海生，更是联合了十几家新晋海商，共同捐出一笔足以让户部尚书都眼皮直跳的巨款，声称用于“振兴工巧，强兵固国”。他们所求不多，只希望朝廷能“酌情”给予一些“褒奖”。

面对这雪片般飞来、数额巨大的“捐款”，以及背后所代表的、急于寻求政治地位的新兴阶层，朝廷的态度变得微妙而复杂。

陆景渊看着户部呈上的、记录着惊人捐款数额的奏章，眉头紧锁。他需要钱，但他同样警惕金钱对政治秩序的腐蚀。“星落，此事你看如何？此例一开，只怕……”

沈星落沉吟片刻，道：“陛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钱亦然。彼等所求，无非是身份认可与利益保障。堵不如疏。与其让他们暗中勾结官吏，滋生腐败，不如给他们一个有限的、可控的出口。”

她提出建议：“可设‘恩荫捐’，规定所捐银钱需用于朝廷指定的军工、水利、教育等实事，并严格审核其款项用途。根据捐款数额和用途重要性，授予不同级别的虚衔、散官，或允许其子弟进入国子监、新式学堂深造。但务必严守底线：实权官职，尤其是地方亲民官、军中统兵权，绝不可通过捐纳获得！”

“如此，既可缓解朝廷用度之急，亦可安抚此新兴阶层，将其纳入体制内进行监管，更可借此选拔其中真正有才识者，为国所用。”

陆景渊深思良久，最终采纳了沈星落的建议，但对审核和限制条款更加严格。

旨意下达，如同在滚油中滴入冷水，瞬间引爆！

无数海商捧着真金白银，涌向各地的布政使司和京城户部衙门！他们不在乎是否是实权官，哪怕是八九品的虚衔，只要能换来一套官服、一顶乌纱、一个能被人尊称一声“老爷”的身份，能让他们踏入以往遥不可及的官场交际圈，他们就认为值！

短短数月间，朝堂之上，悄然多出了一些陌生的面孔。

他们大多穿着不合身的、崭新的官服（品级通常不高，多在五六品以下），举止或许还有些拘谨甚至粗豪，言谈间不自觉会带出些商贾算计的气息，与周围那些气质儒雅、言必称孔孟的科举正途官员格格不入。

起初，他们缩在朝堂角落，大气不敢出，只是贪婪地呼吸着这象征权力的空气，兴奋又忐忑地观察着这帝国的最高议事殿堂。

但很快，随着他们逐渐熟悉环境，以及自身背后庞大的财力支撑带来的底气，他们开始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一日，朝会商议东南沿海市舶司管理细则。一位老成持重的礼部侍郎提出，当严格限制民间海商船只的规模、数量及出海次数，以防其“恃富生骄，聚众滋事，甚或勾结外夷，危及海防”。

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了不少清流和保守派官员的附和。

就在这时，一个略显急促、带着明显闽地口音的声音，从后排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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