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院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星期日。

四合院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安静。公告栏上贴着闫富贵亲笔写的检讨书，白纸黑字承认自己“听信谣言、传播不实信息”，字迹歪歪扭扭，看得出写的时候手都在抖。

但李建国知道，这事还没完。

谣言就像野草，光割掉地面上的部分是不够的，必须连根拔起。而闫富贵这个“根”，到现在还没给他一个像样的交代——大会上那几句含糊的道歉，不过是被逼到墙角的敷衍。

上午十点，阳光正好。

李建国搬了张小板凳坐在自家门口，手里拿着一本《机械原理》教材，看似在看书，目光却时不时扫过中院。

他在等。

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个公开的场合。

十点半，闫富贵端着脸盆从屋里出来，准备去水池边洗衣服。他低着头，脚步匆匆，想尽快穿过院子。

“三大爷。”

清清冷冷的声音响起，不大，却让闫富贵猛地停住了脚步。

李建国合上书，缓缓站起身。他今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那是父亲留下的，穿在他身上略显宽大，却更添了几分沉稳的气度。

院里几个正在晾衣服、修自行车的邻居都看了过来。

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闫富贵端着盆，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脸上挤出僵硬的笑：“建、建国啊，看书呢？”

“嗯，看书。”李建国走过来，步伐不紧不慢，“不过有件事，想跟三大爷再请教请教。”

“什么事……你说。”闫富贵下意识后退半步。

李建国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站定，这个距离不远不近，却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笔直的影子。

“关于您散布我贪墨公款、钱来路不正这件事。”李建国开门见山，声音清晰得全院都能听见，“大会上您道了歉，贴了检讨。但我仔细想了想，觉得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闫富贵脸色唰地白了：“建国，我都道歉了，检讨也写了……”

“道歉是您应该做的。”李建国打断他，语气平静却冷硬，“但有些话，我必须当面问清楚。三大爷，您是红星小学的国家教师，吃的是公家饭，教的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您说话，是不是应该比普通人更负责任？”

“我……”闫富贵语塞。

“您说我贪墨，说我的钱来路不正。”李建国上前一步，目光如刀，“证据呢？”

院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正在晾衣服的赵家媳妇停下动作，修自行车的孙家大爷放下扳手，连窗户后面都探出了几个脑袋。

“我……我就是随口一说……”闫富贵额头冒汗。

“随口一说？”李建国笑了，笑意却没到眼底，“三大爷，您是老师，应该最清楚‘祸从口出’这四个字怎么写。您随口一说，毁的是我的名誉，损的是我父亲的清誉，还可能让我背上莫须有的罪名——在现在这个年头，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955年，新生的共和国对各种“经济问题”异常敏感。如果真有人较真去查，哪怕最后查清了，李建国的大学生涯也可能就此断送。

这一点，院里所有人都明白。

闫富贵的手开始发抖，脸盆里的水晃了出来。

“大会上，我拿出了所有证据。”李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工资证明、银行存折、各种票据……每一分钱的来路都清清楚楚。现在，轮到您了。”

他把信封递过去：“三大爷，您要是能拿出我贪墨的证据——哪怕一张纸条，一个证人的名字——我现在就跟您去派出所。如果没有……”

李建国顿了顿，声音陡然转厉：“那您就是诬告！是污蔑烈士子女！按照国家《惩治反革命条例》补充规定，污蔑革命家属、破坏社会团结，该当何罪，您这个老师应该比我清楚！”

“我没有诬告！我就是……就是听了些闲话……”闫富贵彻底慌了。

“闲话从哪听的？”李建国紧追不放，“谁说的？什么时候？在哪儿？三大爷，您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就当是您编造的——一个人民教师，编造谣言污蔑烈士子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话太重了。

重到闫富贵腿一软，差点栽倒。他慌忙扶住旁边的枣树，脸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衣服散了一地。

李建国看都没看那些衣服，目光始终锁定在闫富贵脸上：“三大爷，我给您两个选择。第一，您现在就说清楚谣言的源头，咱们去对质。第二，说不清楚，那我只能认为源头就是您本人。既然是您本人造谣……”

他深吸一口气，一字一顿：“明天一早，我就去红星小学，找你们校长、找党支部，问问是不是国家教师就能随便污蔑烈士子女！我还要去教育局，问问这样的老师还配不配站在讲台上！”

“不要！”闫富贵失声叫道，声音都变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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