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多的火车站，像是这座疲惫城市另一个维度的入口。白日里喧嚷的人潮已然退去，只剩下零星几个拖着行李的旅客，蜷缩在长椅上打盹，或是神情恍惚地等待不知何时抵达的列车。昏黄的灯光在空旷的广场上投下大片大片的阴影，夜风裹挟着灰尘和远处隐约的火车汽笛声，穿堂而过。

沈砚没有直接走向那个位于火车站西侧小巷深处的“通宵录像厅”。他在广场边缘的暗处驻足，如同融入背景的一块岩石，静静观察。这是他的习惯——在进入任何可能的信息节点之前，先观察其外围环境、出入口、以及可能的监视点。

录像厅的招牌是一块褪色的灯箱，“红星录像厅”几个字缺笔少划，其中“红”字的绞丝旁完全熄灭，只剩下“工星录象厅”在夜色中闪烁不定。门脸很小，一道厚重的棉帘子垂挂着，隔绝了内外。偶尔有人掀帘进出，带出一股混杂着烟味、汗味和劣质空气清新剂的浊气，以及录像带里枪战片的夸张音效。

进出的人不多，多是些眼神飘忽、衣着与夜色相融的男性，有的独行，有的三两结伴，低声交谈，很快消失在附近的巷弄中。这里显然不仅是看录像的地方，更是一个地下社交和信息集散节点。刘瘸子在这里“坐班”，再合适不过。

沈砚确认周围没有明显的盯梢者——至少没有他这种专业人士能一眼识破的盯梢。他整理了一下衣领，将身上那种过于锐利的气息稍稍收敛，换成一种略带疲惫、与周围夜游神们相似的气质，然后掀开棉帘，走了进去。

里面的空气更加浑浊。一个不到三十平米的空间，被隔成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摆着几排破旧的连排座椅，正对着一台尺寸不小的老式显像管电视机，屏幕上正播放着一部不知名的港产枪战片，音量开得震耳欲聋。座位上稀稀拉拉坐了七八个人，大多歪着头打瞌睡，真正盯着屏幕的没几个。

后半部分用一道挂着俗艳图案门帘的拱门隔开，隐约透出更昏暗的光线和低声交谈的嗡嗡声。那才是刘瘸子“办公”的地方。

沈砚没有理会前厅，径直走向后门帘。撩开门帘，里面是一个更小的隔间，只摆着一张掉漆的方桌，几把椅子。桌上散落着烟灰缸、几个空啤酒瓶、一副扑克牌。一个五十来岁、头发稀疏、脸颊瘦削的男人坐在桌后，一条腿的裤管空荡荡地挽着，正是刘瘸子。他正和对面的一个年轻人低声说着什么，见沈砚进来，抬起眼皮扫了一眼，对年轻人挥了挥手，年轻人会意，站起身，看了沈砚一眼，低头快步出去了。

“生面孔啊。”刘瘸子声音沙哑，像是砂纸磨过木头。他摸出一根烟点上，透过缭绕的烟雾打量着沈砚。“看录像前边，谈事情……”他顿了顿，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精光，“有别的路数？”

沈砚在对面坐下，没有废话，从口袋里摸出几张折叠的钞票，压在桌上，推了过去。“打听个人。”

刘瘸子瞄了一眼钞票的厚度，没动，吸了口烟：“那得看是什么人，什么事。我这儿消息有价，麻烦也有价。”

“一个男人，四十岁左右，可能更老一点。瘦，尖嘴猴腮，眼神活，手脚应该很利索。不是本地口音，但普通话还行。可能最近几天才在这一带出现，可能在找东西，或者打听消息，特别是关于一个叫阿旺的、前段时间死掉的混混，或者棚户区孙老癞家的事。”沈砚描述着侯健的特征，语速平稳，目光直视刘瘸子。

刘瘸子夹着烟的手指几不可察地停顿了半秒。他慢悠悠地吐出一口烟圈，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上下下又把沈砚打量了一番，尤其是他那双在昏暗光线下依然过于平静的眼睛。

“朋友，”刘瘸子缓缓开口，“你说的这人，听着可不像是寻常找东西的。尖嘴猴腮、手脚利索……这样的人，老城区哪天不进出几十个？凭什么记得住？”

“凭你刘瘸子的记性，也凭这个。”沈砚又加了一张钞票。

刘瘸子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看来是懂规矩的。不过……”他压低声音，身体微微前倾，“你打听的这人，有点特别。不是熟脸，但一来，就找对了人，问对了事。出手也大方。”

沈砚心头一紧，面上不动声色：“他找你了？问了什么？”

“找了。就在前天晚上，差不多也是这个点儿。”刘瘸子弹了弹烟灰，“问的和你差不多，孙老癞家的废物儿子阿旺是怎么死的，平时跟谁混，最后一次回家是什么时候，家里有没有特别的东西或者说过特别的话。哦，还问了棚户区那片，最近有没有什么生人进出，特别是……看起来不像是本地捞食的。”

“你怎么回答的？”

“我能怎么回答？”刘瘸子一摊手，“阿旺那种小混混，死就死了，谁知道具体怎么回事，说是偷东西被打死的呗。跟彪哥手下几个马仔混，送送货看看场子。最后一次回家……谁记得清。至于生人，棚户区那破地方，哪天没几个流浪汉、收破烂的进出？我就把我听说的、能说的，说了。那人也没多问，放下钱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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