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像被揉碎的金箔，穿透一层薄如蝉翼的晨雾，温柔地洒落在红石村的屋顶上。那些错落的灰瓦、黄泥墙在光影里渐次清晰，瓦片上的露珠折射出细碎的光，风一吹便滚落下来，砸在窗台上发出轻响。袅袅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蜿蜒升起，先是细弱的一缕，渐渐在半空聚成淡青色的云，混着田埂间青草的潮气与灶膛里草木灰的暖香，漫过村口的老槐树，给这个藏在山坳里的小村裹上了一层温润的烟火气。

村东头的农家小院却早早打破了这份闲适。院墙是用碎石和黄泥垒的，墙头插着几束晒干的艾草，院门紧闭着，两扇木门上的铜环磨得发亮。门口站着两名警卫连战士，军帽檐下的目光警惕地扫过四周，腰间的步枪斜挎着，枪托抵在脚边的青石板上，连呼吸都放得轻缓。院内的土坯房里，气氛更是庄重得能攥出水来——八仙桌被擦得锃亮，四条长凳整齐地摆在两侧，墙角的泥缸里盛着清水，水面映着屋顶漏下的光斑，却没人有心思多看一眼。

纵队首长坐在靠窗的旧木桌前，背对着晨光，身影在窗纸上投下清晰的轮廓。桌上摆着一碗粗茶，搪瓷缸子磕掉了一块瓷，茶水冒着袅袅热气，氤氲的水汽模糊了旁边摊开的汇报材料。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军装，领口的纽扣系得严严实实，袖口磨出了毛边，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蓝布衬衣，唯有腰间的牛皮皮带和黑色手枪套透着军人的干练。或许是连日赶路操劳，又受了山间寒气，汇报刚开个头，他便忍不住抬手捂住嘴，肩膀微微耸动，低低地咳嗽了几声，眉头拧成个小疙瘩，指节因为用力泛白。但不过两秒，他便放下手，挺直脊背，指尖在桌沿轻轻敲了敲，哑着嗓子说：“没事，继续。”

周明远作为清平县委代表，坐在对面的长凳上，见状心里猛地一紧，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悄悄瞥了眼首长苍白的脸色，喉结动了动，却只能压下涌到嘴边的关切，站起身捧着磨了边角的汇报本，声音沉稳得没有一丝波澜：“首长，过去一年，县委在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支前和建立抗日据点上做了些工作。目前全县已组织起二十三个农救会、十七个妇救会，会员加起来有两千八百多人。去年秋收后，群众自发给部队输送了三万七千斤粮食、两百多双布鞋，还动员了两百一十六名青年参军，其中有三十多人加入了独立营……”

说到这些成绩时，他的语气稍缓，指尖在汇报本上轻轻点了点，像是在确认那些滚烫的数字。但很快，他的声音便沉了下来，头也低了几分：“但我们也犯了严重错误。在推进统一战线工作时，受左倾思想影响，把几位愿意捐粮支援抗战的开明士绅，当成了‘剥削阶级’批斗，还没收了他们的部分财产。县城‘济世堂’的李老先生，之前主动提出给部队免费送药材，每月还偷偷帮我们收治伤员，经这事后，见了我们的同志就躲，再也不敢跟我们接触了。这不仅寒了爱国人士的心，还让周边几个村子的群众产生了顾虑，说‘咱们捐粮会不会也被当成土豪’，支前的积极性明显降了。这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我作为县委负责人，负有主要责任。”

说完，周明远深深鞠了一躬，腰杆弯得几乎贴到膝盖，后背的补丁在晨光里格外显眼，许久才直起来，眼眶微微泛红，指尖攥着汇报本的边角，把纸都捏皱了。屋里的县委干部们也都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长凳腿摩擦地面的轻响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气氛沉得像压了块铅。

这时，首长又咳嗽了起来，这次比之前更急促，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他用手帕捂住嘴，帕子上隐约洇出一点淡红。他摆摆手示意周明远坐下，喝了口温热的粗茶，声音带着明显的沙哑，却依旧有力：“犯错不可怕，怕的是不认错、不改正。统一战线不是喊口号，是要真真切切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那些开明士绅、爱国商人，只要他们愿意抗日，不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就是我们的朋友，就得好好团结。李老先生这样的人，是咱们的‘编外后勤’，寒了他的心，就是断了咱们的一条胳膊。”

话音刚落，任天侠“唰”地站起身，身姿挺拔得像棵青松。他双手捧着汇报材料，指尖因为用力泛白，声音洪亮得震得窗纸微微颤动：“首长，独立营目前下辖三个连，兵力四百八十人，其中党员七十三名。过去半年，我们在青石口、落马坡、黑风口等地与日伪军作战十三次，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一百二十支、手榴弹三百多枚，歼灭日伪军两百一十三人，俘虏四十六人，成功保卫了南部过境线的安全，保障了支前物资的运输……”

汇报时，他的余光始终没离开首长，见对方又抬手按住胸口，咳嗽声断断续续没停，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疼。等汇报完部队存在的正规化训练不足、后勤保障薄弱、新兵实战经验欠缺等问题后，他忍不住往前凑了半步，语气带着恳求：“首长，您一路劳累，要是身子不舒服，咱们先歇会儿再谈？让炊事班烧点姜茶，暖暖身子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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