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的郑州，凌晨四点的天还裹在浓黑里，颍河的水汽顺着城墙缝钻进来，混着城墙上日军哨兵的咳嗽声，在冷风中散成细碎的声响。钟楼顶端，特战队队员周铁蛋正趴在砖垛后，灰布军装的肩头沾着草叶，手指紧紧攥着轻机枪——他所在的2队早在凌晨两点就摸上了钟楼，此刻正盯着北门城楼的日军换岗身影，枪托抵着肩，呼吸压得极轻。

“三点整，换岗了！”身边的队员用胳膊肘碰了碰他，压低声音提醒。周铁蛋抬眼望去，北门城楼的日军果然提着灯笼走下台阶，接班的两个哨兵正靠在城垛上抽烟，火光在黑夜里格外扎眼。他立刻摸出腰间的信号枪，朝着西南方向的夜空扣动扳机——“砰”的一声脆响，红色信号弹划破黑暗，这是给城外炮兵团和特战队4、5队的信号。

几乎在信号弹升空的同时，城西南的高地传来“轰——轰——”的炮声。炮兵团长王强亲自校准炮位，第一批炮弹精准砸在北门城楼旁的碉堡上，砖石飞溅间，日军的重机枪瞬间哑了火。城东北的发电厂里，特战队4队队长赵雷正带着队员摸向哨兵——换岗的日军刚走进值班室，他就一个箭步冲上去，捂住对方的嘴，匕首干净利落地划过喉咙，剩下的队员立刻控制住发电设备，扯下日军的军旗，换上了提前准备好的小红旗。

城北军火库的战斗更利落。5队队员借着炮火的掩护，从后墙的排水道钻进去，正好撞见守库的日军在慌乱中搬炮弹，队员们举着冲锋枪一阵扫射，没等日军反应过来，就把四十多个守兵全捆了起来。“快，把炸药包搬到门口，防止日军反扑！”赵雷的声音刚落，队员们就扛着炸药包在门口布防，军火库的铁门被牢牢锁死，门上贴了张“八路军接管”的字条。

与此同时，南门外侧的二团阵地里，团长赵青山正盯着手表。凌晨五点二十五分，他看见城墙上突然亮起三盏马灯——这是伪军参谋长刘振山约定的信号。“特战队随队2队，上！”他低喝一声，50名特战队队员立刻猫着腰冲向城门，灰布军装在夜色里几乎与城墙融为一体，城门缝里很快伸出一把钥匙，“咔嗒”一声，厚重的城门被缓缓拉开。

“冲！”随队组队长李锐率先冲进城门，冲锋枪扫向城楼上的伪军哨兵，“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城楼上的伪军本就没心思抵抗，见城门被开，纷纷扔下枪举手投降，刘振山穿着便衣从城楼里跑出来，指着城西方向：“日军的增援还在城西的炮楼里，我已经让人把路堵了，他们还留了2门步兵炮在那儿！”

二团的战士们跟着涌进城，分四路控制街道：一路往城中心推进，一路接应钟楼的特战队，另外两路则守住南门两侧的路口。街道上的百姓被枪声惊醒，却没敢开门，直到宣传队的队员举着喇叭喊：“乡亲们别慌，我们是八路军，来打日军的，不扰百姓！”有胆大的百姓从门缝里往外看，见战士们端着枪却不进民房，才慢慢打开门，有的还端出热水递给战士。

北门方向，一团长张守义正盯着装甲连的动向。凌晨五点半，孔令才驾驶着装甲车，朝着北门狠狠撞去——“轰隆”一声，木门被撞得粉碎，装甲车的机枪扫向城内的日军，工兵营一连的战士们跟着冲上去，手里的探雷器在地面扫过，“嘀嘀”的警报声响起，不到十分钟就排出了五颗反步兵雷。

“第一波，冲！”张守义拔出腰间的手枪，600名步兵跟着特战队随队1队冲进北门，城楼上的日军还在负隅顽抗，特战队队员周铁蛋从钟楼顶端扔下来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日军的火力点被炸毁。混乱中，战士们发现日军有2辆装甲车陷在城门口的战壕里，驾驶员早就弃车逃跑，孔令才立刻让人检查：“一辆发动机坏了，一辆能开，赶紧拖到后方修！”

“第二波跟我上！”张守义带着第二波步兵冲上城楼，拔掉日军的太阳旗，插上了一面鲜红的八路军军旗，风一吹，军旗猎猎作响。城楼下，战士们又从日军的临时军火点里搜出3门步兵炮，炮管还带着温度，显然是日军没来得及拉走的。

西门的战斗最激烈。日军第35联队的一个小队守在西门城楼，配备了3门步兵炮和两挺重机枪，三团长李柱子带着部队冲到城门下时，日军的步兵炮正好炸过来，两名战士当场倒下。“炮兵，压制！”李柱子吼道，炮兵团一连的炮弹立刻覆盖城楼，日军的步兵炮哑了火，工兵营二连的战士们抱着炸药包冲向城门旁的暗堡，“轰隆”一声，暗堡被炸开一个大洞。

“特战队，上！”随队3队队长王勇带着队员钻进暗堡，土黄色作战服上沾着尘土，他们举着冲锋枪一阵扫射，里面的日军还在负隅顽抗，直到战士们把枪口顶在他们脑门上，才举着枪喊“投降”。三团的战士们趁机冲进西门，不仅缴获了日军剩下的1门步兵炮，还在城门后的仓库里找到大批炮弹，足够炮兵团用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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