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下旬，郑州城内的积雪渐渐消融，街角的早点铺冒出袅袅炊烟，只是临时政府门前仍不时聚集着打听政策的百姓——虽粮价已稳，但户籍登记、商铺复工等事务尚无章法，几个从部队抽调的战士面对百姓的问询，常常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任天侠站在二楼窗前，看着楼下攒动的人影，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手枪，眉头拧成了疙瘩。

“还是缺懂民政的人啊。”芦淑芳端着两杯热茶走进来，将一杯递到他手中，“昨天荥阳临时政府来报，他们连粮税怎么收都搞不清，要么收多了百姓有意见，要么收少了不够给部队补给，再这么下去，地方政权怕是撑不住。”

任天侠接过茶杯，温热的触感顺着指尖蔓延开来，却没驱散心头的焦躁：“咱们的战士能打仗、能守阵地，可管民政、理财政，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之前办的干部培训班，学员们还在学基础的记账，远水解不了近渴。”

“我倒想起个人。”芦淑芳在他对面坐下，目光落在窗外的老槐树梢，“之前听郑州的老百姓说，民国时期有个老市长叫王培德，据说在位时修桥铺路、减免赋税，口碑极好。日军占领郑州后，想请他出来当维持会长，他装病躲到了乡下，这两年一直没出来露面，要是能请他出山，郑州的民政事务或许能理顺。”

“哦？还有这么个人？”任天侠眼睛一亮，放下茶杯抓起地图，“他在哪个乡下？咱们现在就去请！”

芦淑芳却按住他的手：“老任，别急。王培德是读书人，又有风骨，日军请不动，咱们要是贸然上门，怕是也会吃闭门羹。得拿出诚意，慢慢跟他谈，让他知道咱们是真心为百姓做事，不是为了抢地盘、争权力。”

任天侠点点头，压下急切的心情：“你说得对，诚意最重要。明天一早，咱们先去他隐居的地方看看，不带卫兵，就咱们两个人，跟他好好聊聊。”

第二天清晨，任天侠换上一身干净的灰布便装，芦淑芳也褪去军装，穿了件蓝布衫，两人骑着自行车，按照百姓指点的路线，往郑州西南的侯寨乡赶去。侯寨乡地处丘陵，沿途的麦田刚冒出嫩绿的芽，几个百姓在田埂上劳作，见两人打扮朴素，还以为是走亲戚的，热情地指了指村头的青砖瓦房：“那就是王老先生的家，不过你们可别去敲门，老先生这两年除了看病，谁都不见。”

两人走到青砖瓦房前，果然见大门紧闭，门环上落了层薄灰。任天侠上前轻轻敲了敲门，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个老管家探出头，打量着他们：“你们是何人？找王先生有何事？”

“老管家您好，我们是郑州独立旅的，我叫任天侠，这是我们政委芦淑芳，想跟王老先生聊聊郑州的百姓生计，没有别的意思。”任天侠语气诚恳，双手递上事先准备的拜访帖。

老管家接过帖子，却摇了摇头：“王先生病着，不见客，你们请回吧。”说完就要关门。

芦淑芳连忙上前一步：“老管家，我们知道王先生不愿见日伪，也敬重他的风骨。我们是打鬼子的队伍，现在郑州解放了，可百姓的日子还没安稳，粮税、户籍、商铺复工，一堆事等着办，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才来求王先生出山，哪怕只是给我们提提建议，我们也感激不尽。”

老管家看着两人真挚的眼神，犹豫了片刻：“你们等着，我去跟先生说一声。”

过了约莫一刻钟，老管家才出来，叹了口气：“先生说，他老了，身子骨不行，管不了事了，让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任天侠心里一沉，却没放弃：“老管家，麻烦您再跟王先生说，我们知道他心系百姓，现在郑州的百姓需要他，只要他愿意出山，我们什么条件都答应，绝不会干涉他处理民政事务。”

老管家又进去通报，这次出来时，神色更显为难：“先生说，他对贵军不了解，不敢贸然答应，你们还是回去吧。”

任天侠和芦淑芳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坚持。“既然王先生现在不愿见我们，我们就等。”任天侠对老管家说，“我们就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什么时候王先生愿意见我们，我们再跟他谈。”

接下来的两天，任天侠和芦淑芳每天清晨都骑自行车去侯寨乡，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着，有时跟百姓聊聊天，了解当地的情况，有时就拿出地图，商量郑州的治理方案。老管家每次出门打水，都能看到两人的身影，神色渐渐从戒备变成了敬佩。

第三天午后，天空飘起了细雨，任天侠和芦淑芳仍坐在老槐树下，身上的衣服被雨水打湿，却没有要走的意思。这时，老管家快步走过来，手里拿着两把油纸伞：“王先生请你们进去说话。”

两人跟着老管家走进院子，只见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癯的老人站在廊下，身穿长衫，虽面带病容，眼神却格外清亮——正是王培德。“任旅长、芦政委，两位连日冒雨等候，这份诚意，王某佩服。”王培德拱手作揖，语气带着几分感慨，“只是王某隐居两年，早已不问政事，怕是帮不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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