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山集的晨光刚漫过战壕，独立旅的训练场上就响起了整齐的脚步声。新兵们穿着略显宽大的军装，握着刚领到的步枪，在老兵的带领下练习持枪姿势——有的手臂还在发抖，枪托抵着肩窝却不敢放松；有的盯着准星的眼睛眨都不眨，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这两百多个从附近村子招来的新兵，大多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有的刚在村口送过牺牲的兄长，有的裤脚还沾着农具磨出的老茧，却都憋着一股“打鬼子、保家乡”的劲。

任天侠站在训练场边的土坡上，看着队列里几个瘦高的新兵，转头对身边的张克昌、于龙飞说：“新兵优先补充伤亡大的营连，三团二营原本六百号人，现在只剩五十多个；水上巡逻团一营满编六百，现在不到四十人。每个缺编的营先补两百人，连级单位按缺额补，确保每个连至少有三百人能战斗。”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训练场，加重语气，“先以训练休整为主，让老兵带新兵练战术、磨配合，下一场打徐州，暂时不让新兵冲一线，等他们能熟练装卸弹链、协同进攻了再说。”

话音刚落，身后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三团团长李柱子吊着受伤的左臂，水上巡逻团团长方天晋攥着磨亮的军刀，带着五六个营长跑了过来。李柱子的声音像砸在石头上，又硬又响：“旅长！不行啊！二营的兄弟刚在羊山集拼到只剩五十人，新兵来了正好跟着我们练实战，下一场打徐州怎么能不让上？就算让新兵守外围，也得让他们见见血，不然怎么练出真本事！”

方天晋也跟着点头，军刀鞘在手心敲出急促的响：“是啊旅长！一营现在三十八个弟兄，补两百新兵就是两百三十八人，凑够三个连的数。我们熟悉东平湖的水路，打徐州时正好能从运河绕过去袭扰日军补给线，新兵跟着划划船、运运弹药也行，总不能一直躲在后面！”

几个营长也纷纷附和，三团二营代理营长红着眼眶：“旅长，马副团长牺牲前还说，二营不能散！现在新兵来了，就算让我们带着守战壕，也得让二营的旗再立起来！”训练场边的争执声越来越大，连远处的新兵都停下训练，好奇地往这边看。

任天侠看着这群浑身是劲的军官，又好气又好笑，干脆转身往指挥部走：“你们跟芦政委说去，她管思想工作，你们能说服她，我就松口。”说着，他摆了摆手，径直钻进指挥部，把一摞标着红圈的地图摊在桌上——济南、徐州、兖州的等高线密密麻麻，铅笔在“陇海铁路”“京杭大运河”的标记上反复划过，指尖还沾着昨天标阵地时的红墨水。

芦淑芳看着围上来的军官们，无奈地笑了笑：“你们啊，跟旅长一个脾气，急着往前冲。新兵刚入伍，连步枪的保险栓都没摸熟，真上了战场，不仅帮不上忙，还容易出事。这样，咱们折中一下：打徐州时让新兵跟着负责外围警戒、弹药运输，不冲一线；老兵带新兵练战术时，多搞几次模拟攻防，等他们能熟练完成‘卧倒-瞄准-射击’的连贯动作，再跟着你们往前冲，怎么样？”

军官们对视一眼，知道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纷纷点头应下。李柱子挠了挠头，笑着说：“还是芦政委懂我们！放心，我们肯定把新兵带好，打徐州时，保证让二营的旗飘在最前面！”

就在这时，通信兵跑了过来，敬礼道：“旅长、政委，军区派来一位政治部副主任，叫何庆魁，说是军区听说咱们打了大胜仗，特意安排他来祝贺，现在已经到阵地门口了。”

任天侠放下手里的铅笔，皱眉道：“军区怎么突然派人来？让他进来吧。”

没过多久，一个穿着笔挺灰布军装、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进指挥部，手里提着个黑色皮包，皮鞋擦得锃亮，进门就笑着伸手：“任旅长！久仰大名！我是军区政治部的何庆魁，这次来，一是代表军区祝贺独立旅消灭日军两个师团，二是跟您商量下战报的事。”

任天侠伸手跟他握了握，指了指旁边的凳子：“何副主任客气了，胜仗是兄弟们拼出来的，谈不上什么功劳。战报的事，于主任正在整理，有什么问题您跟他说。”

何庆魁坐下后，从皮包里掏出个笔记本，翻开后却没急着记，反而凑近任天侠，声音压低了些：“任旅长，我跟您透个底。这次独立旅打了大胜仗，军区上下都很高兴，尤其是政治部王明成主任，一直很关心独立旅的作战。写战报的时候，能不能提一句，这次战役的整体设计，是王主任提前安排的？也让军区领导知道，基层部队的胜仗，离不开上级的指导嘛。”

任天侠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手指在地图上猛地一按，声音冷得像冰：“何副主任，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政治部主任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抓思想政治工作，还是指挥前线作战？第二，王明成主任来过独立旅吗？他见过我们的战壕有多深，知道我们的战士一天吃几顿饭吗？第三，他懂军事吗？知道32师团的火力配置，还是清楚东平湖的水路走向？第四，他什么时候指挥过独立旅？我们跟日军拼杀的时候，他在哪？第五，谁给他的权利，让他借独立旅的战功往自己脸上贴金？最后，他是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员的初心，是抢战友的功劳，还是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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